周作人有篇小文章名为《我的负债》，回忆晚清以降在思想、文字上对自己有所感化的人，如章太炎等。以后如有机会写类似的题目，木山英雄先生或可算是我精神上的债主。2008年出版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引领我进入沦陷区研究，至今尚未挣脱这一“泥潭”。如何“还债”呢，只能不断重读而已。
十月中旬受王风教授委托，与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学的木山先生做了两次访谈，谈得尽兴，远超出我的预期。访谈主要涉及他早年的思想经历与学术背景，对一些较敏感的问题，木山先生都做了坦诚且生动的回应，尤为让我感动。访谈的形式是我提问，木山先生基本用日语作答，赵京华先生现场翻译，坂元弘子教授和王风教授参与聊天。五人聊着天，喝着山西汾酒，时不时还嚼几张牛街聚宝源的酱牛肉，两个晚上共谈了四个多小时。
木山先生跟我们分享的早期经历，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恐怕对日本学界也有相当的价值。访谈过程中他纠正了国内学界对其著作的一些误读，比如《北京苦住庵记》中所谓“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失败主义”原文为“败北主义”，作为政治学上的术语，是1930年代讨论对日态度问题的一个常用语。在三十年代的战争语境中，所谓“败北主义”是与不抵抗主义、主和论相提并论的，常把敌人的力量看得非常大，把自己的力量看得非常小。
在七十年代写作《北京苦住庵记》时，木山偏重历史梳理，并未试图从中提取带有思想史意义的结论。“败北主义式的抵抗”一语最初出现在2004年《北京苦住庵记》日文增订本《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的后记中，是针对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关系格局，对日本人说的。
木山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败北主义”的反面是“胜利主义”，而“胜利主义”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美国老布什总统发动海湾战争的批评。从反对“胜利主义”的意义上说，木山认为周作人式的“败北主义”或许能对当代日本的政治选择构成某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败北主义”不宜做扩大化的理解，主要指对战争的态度。木山提出的“败北主义式的抵抗”，与其说是为了拯救抗战中落水的周作人，毋宁说给当下陷入大国政治漩涡的日本开出一剂药方。
读木山的文章，总有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或可用“游离与独在”来形容他的写作姿态及在日本学界的位置。所谓“游离与独在”取自俞平伯《杂拌儿》集中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原本指文学创作过程中心与物的角逐。木山在谈自己的《野草》研究时，曾借用俞平伯这个说法，称“面向不确定的众多公众而文字化的语言之‘游离与独在’才是问题的核心”（《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跋语）。但与木山先生近距离接触后，此种文字中得来的形象又有些崩溃了。用“游离与独在”来概括木山的思想经历与研究立场可能是不完整的，至少需加上一个词：“卷入”，即日语的“巻き込む”。
在木山的近著《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三联书店，2016年）当中，“卷入”的姿态体现得尤为明显。木山英雄、丸山昇这一辈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革命、战争及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长期保持某种亲身的关切，甚至想要主动地卷入其间。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未必对周遭的现实及急剧“风化”的历史记忆有如此自觉的体认，有时会选择逃避而非卷入。
木山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未必是近距离的搏斗。木山的思想、文字有他的“磁场”，把对象顺势拉入场内与之周旋，使之变形。此前读木山的书，心情很紧张，一字不敢看漏，但仍觉把捉不住。此次重温，心态稍放松些，反能生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就像闻桂花香，凑近了刻意去嗅，闻不到；不经意间，漫过来吓煞人香。
木山的“洁癖”，不仅是文章、表达层面的，更是一种研究态度，或者说方法论上的“偏执”。从最早的《野草》研究起，已洗去理论的“臭味”，将某种观察立场贯彻到底。
木山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读书经验的语言化”，可视为其研究方法的总纲，包含两重意义上的“还原”：首先将“研究”还原为“读书”，摆脱一切格套，无视学科界限，直面对象，随兴读书而已；所谓“语言化”，则带有反学术文体的意味，不凭借任何概念工具，语言的逻辑即论理的逻辑。
“读书经验的语言化”类似于武功秘笈之“无法之法”，彻上彻下，既适用于初入门者，也可将欲抄捷径、走火入魔者引入正途；看似简单，实极繁复，内含无数层级。能读出什么，能在多大程度上挣脱格套，忠实于语言的论理，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可以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方法。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