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什干的十字路巴扎
塔什干，帖木儿博物馆，典型的乌式宣传画。
一百美元换到的苏姆，2014年底。
塔什干地铁常见标语：“警惕是时代的要求！”
2016年8月26日晚，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在迎接载誉归来的里约奥运代表团的庆功宴后突发中风，几天后即宣告不治。9月2日乌国官方正式宣布死讯。统治国家二十年之久的领导人突然离世，将乌兹别克斯坦推向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此前笔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许多所见所闻，重又浮现在眼前……
对所有想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的人来说，使领馆都是他们认识这个国家的第一站。除独联体国家公民外，没有任何游客能享受免签待遇，而且所有签证都要由乌外交部亲自审查——对发展中国家的游客是要审查移民倾向，对西方游客则是要防范潜伏的记者。
乌兹别克斯坦是俄罗斯最大的外来劳工输入国（虽然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赴俄务工者比例更高，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总数远超这两个邻国），新年仍是后苏联空间最重要的公共假期，于是新年前的乌兹别克斯坦驻莫斯科大使馆拥挤得就像是中国的春运火车。
为了把签证快点熬出来，我在人满为患的使馆里几进几出，渐渐琢磨出了一些使馆政治学。比如，来使馆办事的人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是申请旅游签的洋大人；第二等是成功入籍俄罗斯后来办退籍的原公民，以俄族为主；第三等是护照被俄方扣押的乌兹别克外劳（为数最多），只能办一次性旅行证回国；最末等是来申请过境签的塔吉克斯坦外劳。面对我们这样的洋大人，领事官员总是和颜悦色、有礼有节。而在面对自己国家的外劳时，他们便开始抬高分贝训话。至于对塔吉克斯坦外劳，则一律大吼大叫。
从塔吉克斯坦陆路前往俄罗斯必须经过乌兹别克斯坦（有财力坐飞机的民工毕竟只是少数），乌塔之间又总是摩擦不断，乌方自然不会放弃这个雁过拔毛的好机会，于是塔吉克斯坦莫名其妙地成了唯一不能免签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独联体国家。即使最后拿到过境签，要在规定的三天时间内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千五百公里的路途（路况极差）也绝非易事，不吃不喝马不停蹄赶路不算，还要提防无处不在的乌国警察——在他们眼中，节假日期间过境的塔吉克斯坦牌照车辆无疑是新鲜卢布的最佳来源。
苏联的上层精英在谈判桌上终结了苏联，却把五个加盟共和国抛弃在了中亚地图上——而且还是张没有画完的地图。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国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而且这堆犬牙交错、飞地丛生的边界在苏联时期从未被精确地勘定过（谁知道它有朝一日竟会变成国境线呢），边境穿过的地区又都是人口稠密（费尔干纳盆地的人口密度甚至超过四川盆地）的传统农业区。一方长期承包另一方的土地、村子在这头耕地在那头、牛跑到国境对面去吃草……这些原本再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如今却会成为外交风波乃至边境冲突的导火索。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口众多而又封闭保守的地区向来是中亚极端主义的温床，三国境内的暴恐分子一直在蠢蠢欲动，然而每一方的政府却都认为只要把恐怖分子赶到两个邻国去就是万事大吉了，结果费尔干纳的恐怖分子都成了钻来钻去打不死的蟑螂。
三国之间的不信任几乎是全方位的。吉方指责乌方挑起吉南部乌兹别克斯族的分离主义情绪，乌方指责吉方在2010年吉南部的骚乱中屠戮乌兹别克族人；塔方指责乌方故意切断自己从土库曼斯坦买来的电，乌方指责塔方造水电站严重威胁下游（也就是自己）的安全；塔方指责乌方对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两个波斯（塔吉克）文化中心进行突厥化，乌方笑话塔方还在觊觎着这两座已不属于他们的城市……我曾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问一些当地人操何种母语，持哪种民族身份认同，结果无论他们说自己的母语是塔吉克语还是乌兹别克语，他们都认同自己是乌兹别克斯坦人。然而后来当我将此事告诉一位塔吉克人（和大多数塔吉克人一样，只要一听我说去过乌兹别克斯坦，他就立刻强调：“撒马尔罕——我们的！布哈拉——我们的！”），他却一脸不屑：“他们这样回答你，一定是因为怕卡里莫夫，或者因为被卡里莫夫洗脑了！”然后给我讲了好久关于卡里莫夫的恐怖故事。
错综复杂的边境不仅恶化了三国互相间的关系，也为各国内部管理带来极大的不便。乌兹别克斯坦东西之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北之间都被高山阻断，仅靠狭窄的翻山路勉强连接，若不想翻山，那么塔吉克斯坦要绕道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则要绕道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则必须绕道塔吉克斯坦。三国政府都急着想修通国内铁路，而这回又是国力最强大的乌兹别克斯坦抢得先机：今年6月与中国合作建设的卡姆奇克（Kamchiq）隧道通车后，首都塔什干与费尔干纳盆地之间的铁路终于贯通了。当地的朋友兴奋地告诉我：谢谢中国，这下全世界终于可以忘记塔吉克斯坦了！
苏联解体后，许多加盟共和国开始用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书写母语，口头上说是为了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要去俄化。在这些进行字母改革的国家中，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因为有现成的例子（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可供模仿，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算是成功的榜样，而乌兹别克斯坦却不幸处在另一边。
从塔什干机场入境后需填写报关单，机场有三种语言的报关单供选择：拉丁字乌兹别克语、俄语和英语。地上却满是被丢弃的拉丁字乌兹别克语报关单，原来许多劳工完全不会读写用拉丁字书写的母语，拿起表格后抱怨说上面是英语，便随手一扔去找俄语表格。
新正字法不得民心，当局又不舍得放弃，于是变成了彻底的鸡肋。在各地街头都出现了一种古怪的多语氛围：商店门面和对外广告全都写着拉丁字，大概是官方要求，可一走进商店内，价目、说明、条款上就都只能看见西里尔文。最“精分”的要数在火车上读到的一张乌铁报纸，报纸大标题是拉丁字，正文全都是西里尔字，到国际新闻版就干脆用俄语，大概是从老大哥的报纸上直接剪裁下来，连翻译的工夫都省了。
因为飞机是凌晨到，又没有订当晚的旅馆，因此想在机场将就睡一个晚上。谁知刚在到达大厅里仅有的长椅上坐下，保安就过来赶人：“机场打烊了，这里不是想睡就睡的。”问机场内有无休息室或旅馆，答曰：“这里不是莫斯科，塔什干是座小城市，东西不是要有就有的。”
悻悻而出，发现机场外被铁栏杆围了起来，没有机票的人一律不得进入候机楼，接机者混合着恼人的黑车司机一股脑挤在铁栅栏外的一扇小门旁。后来去坐火车，发现火车站也是这般严防死守的格局。机场、车站完全禁止非乘车人员进入，也算是一道奇观了。
有费尔干纳盆地这么个不消停的地方，又和阿富汗接壤，乌兹别克斯坦早先没少吃恐怖袭击的苦头，至今仍承受着巨大的安全压力，因此应对措施堪称铁腕。举国上下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警察，在塔什干坐一次地铁，从入口走到闸机要被拦下两三次：查护照、搜身、搜包，一样不能少。地铁里贴满了俄乌双语的政治标语：“警惕是时代的需求”，“警惕是安全的保障”。时值新年前夕，警员更是全体出动，许多地铁站里警察甚至比乘客还多，让人不得不信服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后来听说警察在乌国是一个相当吃香的工作，不仅工资比其他工作高些，而且做一休二，工作时有灰色收入进账，休息时开黑车又能补贴不少家用——在后苏联空间，街上跑的每一辆车都是潜在的出租车。
当局当然知道，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不仅需要堵，还需要疏，只不过这些疏的措施也都相当简单粗暴：禁止留大胡子、禁止穿罩袍、禁止大学生进清真寺、禁止未成年人进清真寺，违者家长连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一刀切的政策总能招致反对派媒体不断的冷嘲热讽，但也确实不乏成效。不过相比起邻国，乌国政府还有更狠的一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次严重恐袭后，当局下令禁止清真寺每日五次叫拜广播，甚至由卡里莫夫亲自倡导设计的塔什干圣伊玛目主麻寺（Hazrati Imom jome masjidi）都未能幸免，两根五十三米高的宣礼塔只能寂寥地杵在广场上。所以，行走在乌兹别克斯坦，那种祷告时间一到，全城几十上百个高音喇叭一齐怒吼的景象是体验不到的，能看到的只是人们自发成群结队默默走向清真寺，而寺门口则是一队警察紧紧盯着人群的一举一动。
一走到塔什干著名的十字路巴扎（Chorsu bozor），就被无数外汇贩子围了起来，“美元”、“欧元”、“卢布”之声不绝于耳，才确信自己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金融中心。“十字路巴扎价”是乌兹别克苏姆（so'm）最权威的黑市价。初次光临巴扎时，我还畏首畏尾，不敢触碰传说中的黑市，后来看到连警察都在排队换钱，在这种警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氛围感染下，我自然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有一次从撒马尔罕回塔什干，在守卫森严、闲人免入的塔什干火车站里竟也看到一个钱贩子在高声叫卖外汇。换好钱后我问他：你就不怕身边这么多条子（ment，在整个后苏联空间通用的对警察的“爱称”）吗？他轻蔑地笑了一下，很快就消失在塔什干的夜雾中。
苏姆的双轨制由来已久，近年来双轨间的距离似乎有愈发拉大的趋势。第一天去十字路巴扎时，一美元在黑市可以兑换三千三百五十苏姆，而在银行则只能换两千四百苏姆，十天后离开时，美元的黑市价涨到三千五百苏姆，而官方价仍岿然不动，一年半后的今天，黑市汇率已冲到一比六千三百五十，而官方价才刚不紧不慢地爬到三千。通货膨胀的另一面是极其严苛的外汇管制措施，虽然当局已对游客黑市买汇眼开眼闭，但有时也会突然调皮一下，让人措手不及。出关时，我像所有人一样被请进小黑屋，一丝不苟的海关工作人员竟要求我当场背诵入境时申报的各种外汇数额，精确到个位，幸而我填出关单时复习了一遍入关单，才得以全身而退。但商人就没有旅游者那么幸运了，去黑市换钱风险太大，而在官方汇率中一进一出，赚到的钱就几乎悉数蒸发，这也是为什么鲜有外国人愿意去乌兹别克斯坦投资。
不知是因为碍于面子，还是一贯的慢性子使然，苏姆的面额也像官方汇率一样跟不上时代。最大面值五千苏姆并不常见，市面上流通最广的是一千苏姆的纸币。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一个没有信用卡的国家，你想买辆车、买套房，可你却只有五元、一元、五角和两角的纸币，而且主要还都是后面那三种——在乌兹别克斯坦，拎一麻袋钱去买菜并不是什么杜撰的段子。每当白日的浮华与喧嚣退去，寂静深邃的夜降临塔什干，十字路巴扎里早已没了小贩的叫卖声，就连条子也都走下警车开上了黑车，只有外汇贩子扔下的一个个黑色麻袋在微风中飘荡飞舞，仿佛在告诉过往的路人，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凭着数巨款时那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风范，任何一个乌兹别克斯坦人大概都能胜任银行的工作，可惜这个国家却没有太多银行。然而技艺的精湛永无止境。十字路巴扎中段位最高的大师从来都是不数钱的，他们以不数为数——到手一沓钱，只需随便一掂，就能知道到底有几张。
在整个独联体中，乌兹别克斯坦可能是把去苏联化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这两年或许能被政变后的乌克兰比下去）。有苏联痕迹的街道名和城镇名全都从地图上被抹去。卫国战争烈士纪念碑上的五角星变成了八角星，就连卫国战争都被改叫“苏德战争”。今年年初时，卡里莫夫这位前乌共第一书记更是公开宣布：苏联共青团从未培养出有益的人才，从共青团里走出来的只能是叛徒。
然而吊诡的是，撇开这些表面姿态，乌兹别克斯坦却最完整地继承了苏联体制。计划经济、外汇管制……通过汲取农业（乌兹别克斯坦农民往往愿意铤而走险，把农产品走私到哈萨克斯坦乃至俄罗斯去卖），当局将尽可能多的资本投入工业领域，尽全力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工业体系。尽管这样的体系今后在外资冲击下仍将不堪一击，尽管经济状况远不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两个资源多、人口少的大户邻居，但比起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样被内战和颜色革命蹂躏过、经济被外资大量控制的赤贫小弟，经济独立自主、贫富差距较小的乌兹别克斯坦就仿佛中亚细亚沙漠和草原上的一个小苏联，仍有自己值得骄傲的立足资本。
然而生存却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在首都塔什干，普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一两百美元，可物价却不比中国城市差太多。能去俄罗斯打工的都跑路了（尽管当局对这一点十分敏感，并在逐年加强管控），留在国内的人也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走在通往硬座车的路上，会被软座车的列车员拦下来，软磨硬泡让你加钱（给他）坐软座；各种旅游景点内，无论经学院、商栈还是麻扎，全都开满纪念品商店；景点门票可以打折，前提是不给票；布哈拉埃米尔宫里甚至养了一群绵羊当副业；最夸张的是在撒马尔罕某著名博物馆，只要有外国人前来参观，整个博物馆从售票员、看管员到清洁工全都倾巢而出，一路跟着推销明信片、画册、丝巾……如果你最终不为所动，一位大妈就会心一笑，露出满口金牙，祭出她最后的杀手锏：“要不来和我们换点外汇吧！”
早先几年，条子从来不放过敲外国人竹杠的机会，大概因为太有损国家形象，领导下了新指示，这些年他们终于也收敛了一点。不过有时还是能收获意外的惊喜。当我在撒马尔罕沙地经学院（Registon，地位之于乌兹别克斯坦大致相当于长城之于中国）的广场上漫步时，一个小警察羞涩地向我走来，例行公事地敬了个礼，然后紧张地开始咬指甲。“会说俄语吗？会？太好了。”他随手指了指后面兀鲁伯经学院（Ulug‘bek madrasasi）摇摇欲坠的宣礼塔。“想爬上去吗？拍照很棒的。喏，我手里有钥匙。一个人两万，明早开门前我在这里等。如果来晚了，就从后门厕所绕，正门不是我的人。”说完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巡逻下去了。
从苏联原封不动继承下来的除了经济体制，还有一整套宣传话语体系。宣传部门或许是整个国家工作效率最高的机构了。从1996年起，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会为每一年定一个宣传主题，2014年的主题是“健康儿童年”，于是街头巷尾挂满了多子多孙幸福家庭的宣传画。谁知到2015年1月1日早晨，那些昨天还挂着无忧无虑笑容的孩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头戴朵帕（do‘ppi）、胸前挂满勋章的耄耋老人，正慈祥地凝视着来给自己献花的孙辈，才知道自己已经从“健康儿童年”跨入了“关怀老人年”，心中不禁感叹：若是这个国家其他部门的工作效率能赶上宣传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十分之一，那么它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啊。
鼓励生育的各项政策和宣传话语显然直接继承自苏联，又契合了民族传统，然而却没有顾及当下国情。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几乎与中亚其他四国人口总和相当，但国土面积却并不大，而且其中将近一半是沙漠。捉襟见肘的耕地与水资源已无力承载其三千多万人口，在人口密度最大的费尔干纳盆地，争夺耕地已经导致了诸多民族、地域乃至国际冲突。可以说，在当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最需要的恰恰是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而非一味鼓励生育。同样被不加审视继承下来的是围绕着棉花经济展开的宣传话语。棉花经济一直被视为乌国的骄傲，甚至在国徽上也画着棉花。诚然，棉花是乌国主要出口资源，颜值又高，自然惹人喜爱，然而耗水量极大的棉花种植产业正是导致咸海干涸、中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且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棉花采摘时往往急需大量劳动力，强迫大学生乃至未成年童工采棉花的丑闻自然层出不穷，这等于送给某些人权活动人士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世界各地时不时发起一些抵制使用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的运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形象。然而对这些问题，当局似乎并未拿出过什么像样的应对方案，反正从生育政策到棉花经济都是苏联搞出来的，出了问题直接推给它就行了。这多少是后苏联国家的共同作风：把苏联传统修补涂抹一番后悄悄继承下来，坐享其成果的同时也饱受其弊病的困扰，这些苏联遗留下来的问题成了新一代政治家给苏联甩锅的工具，但却没有人真正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在西方，卡里莫夫的形象似乎总是和独裁统治、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不免有失偏颇。诚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卡里莫夫就一直掌握着最高权力，然而要说搞个人崇拜，那么比起中亚邻国某些为自己竖了一万多座雕像的领导人，某些将自己的著作抬到和《古兰经》同一高度的领导人，某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村庄的领导人，某些将自己的生日和自己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日子设立为法定节假日的领导人，某些为自己赋予国父封号的领导人，某些将国内的列宁街统统改名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街的领导人，某些十年写了三十多本小说、诗集、草药学、音乐学、纺织学专著供全国人民学习膜拜的领导人，某些在首都为自己建造生祠博物馆的领导人，某些天天在电视上表演赛马、打碟、吉他弹唱的领导人……噢，比起他们来，卡里莫夫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中亚细亚草原上一座虚怀若谷、低调为人、淡泊名利的丰碑。
与某些中亚邻国在全国各地挂满总统玉照、贴满总统语录不同，乌兹别克斯坦街头的宣传画似乎更爱营造出一种生活美好幸福的整体氛围：历史悠久（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古建筑的剪辑拼贴、帖木儿和纳瓦伊的肖像）、风景优美（雪山、草原等等）、物产丰盛（棉花、小麦、黄金）、四代同堂多子多孙的幸福家庭围坐着谈笑风生（母亲手里一定要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大学生认真严肃地捧着宪法研读、体育健儿拿了奥运奖牌、天上飞着（被Skytrax评为世界第四差的）乌兹别克斯坦航空的飞机、地上跑着（西班牙人造的）阿甫剌昔牙卜号高速火车……只有在巨幅群像中一个不起眼小角落里，会有一个戴老花眼镜、精神矍铄的长者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前，与远处的帖木儿遥相呼应，悄悄地提醒着你：过上如今的幸福生活，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这位长者吗？
每年的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不富裕的国家却总能在独联体中居首，这想必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旅行中遇到了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谬经历，但乌兹别克斯坦人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仍是善良、质朴，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天真。俄罗斯人每每去了白俄罗斯回来，总会感叹说：唉，就像是在苏联时代。他们若是去乌兹别克斯坦，多半也会如此作想。
在去费尔干纳盆地重镇安集延前，总以为我能在这个十年前曾遭无情镇压的城市里看到的，只会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心中尽是不满和仇恨的民众、大胡子与黑罩袍。然而实际上这里却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城市无甚区别，或许由于不是旅游城市，外国游客的到来反而更让当地人兴奋，就连街边的瓜贩都强送给我一个哈密瓜。一提到政治，安集延的司机大叔就兴奋起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穷人有富人，……但我们乌兹别克斯坦不一样，我们不分穷人和富人，所有人都一样！”“每到收棉季节，我们的市长就带着全家老小一起下田摘棉花，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市长能这样！”“城郊这些小别墅，随便你是谁，只要给政府写申请，你就可以住进去，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这样！”
我问过撒马尔罕的司机大爷，到底是苏联时代好，还是现在好，结果却得到一个很不卡里莫夫的答案：“当然是苏联时代好，苏联时一根羊肉串只要多少钱，现在要多少钱；苏联时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吃多少根羊肉串，现在只能吃多少根；苏联时没钱了可以去集体农庄预支工资，现在才没人管你死活……”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看起来你不喜欢卡里莫夫？”司机大概觉得我误会了他，显然急了：“哪里的事？怎么可能？卡里莫夫是另一回事，他是安拉赐给我们的福分，正是有了他我们才有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一切……”
然而当我问起他们，卡里莫夫时代过去后怎么办时，得到的回答却都是沉默和忧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卡里莫夫健康状况长期不佳。大女儿古丽娜拉据说是个才女，无论唱歌、写诗、设计时装、搞智库、做生意还是把国家美术馆的画偷到自己位于瑞士的豪宅里都干得得心应手，尽管是否有政治天分尚不得而知，但早些年她却一直给人一种钦定的感觉（顺带一提，英国电视连续剧《大使》第一季第三集中的一个人物显然就是为她绘制的漫画像）。然而2013年起父女反目，大公主的地位就急转直下，之后一直被安全部门软禁在自己家中。这一次她连父亲的葬礼都不被允许参加，只能在家录制一首新单曲，遥寄哀思。
不过卡里莫夫去世后这段时间以来，政局平稳过渡的迹象似乎表明我们大家都只是在庸人自扰。看起来，只要不节外生枝，2006年尼亚佐夫死后土库曼斯坦迅速而平稳的权力交接也会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新人将坐上宝座，然后再也不愿离去……局面不会变得太好，也不会变得太坏，一切都将照老样子发展下去。
权且引用乌兹别克斯坦研究权威谢尔盖·阿巴申（Sergey Abashin）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结尾吧：“我不知道，卡里莫夫时代能否算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总的来说，它对多数人而言是宁静而祥和的，我很肯定这一点，无论这种宁静祥和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的。国家元首的逝世显然带来了惊慌，从许多乌兹别克斯坦人面对这一消息时的情绪反应就能看出来。我希望并祝福所有乌兹别克斯坦人，也祝福所有像我们一样爱这个国家的人：愿宁静与和平得以维持，愿人民和整个社会都能逐渐克服困难和问题，愿生活向前进、更美好，愿乌兹别克斯坦能对世界更加开放，与此同时也依然能保持稳定……” ■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