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开设有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1926年正式成立历史系，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后在该系执教，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史学人才。今年恰逢清华大学历史系成立九十周年，我们邀请了长期在该系任教的张国刚教授谈谈这近百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张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2003年加盟清华历史系，参与并见证了该系的复兴。
说起清华大学，就会提到国学研究院，它是否给后来的历史系留下了办学经验和基础？
张国刚：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后来要办大学，同时想办一个高等研究院——由于其他学科的条件还不具备，就先办国学。办国学研究院还有其他一些背景，首先就是一战后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认可。那时候，梁启超正好在欧洲考察，做了巴黎和会的民间参会代表，所以“五四”运动期间，很多消息是他传过来的。他在《欧游心影录》里想告诉大家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轻易抛弃自己的文化，西方人还期盼着东方文化去救赎他们呢。第二个背景是欧洲那时候兴起了汉学热——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新的汉学系，创办人是卫礼贤（Richaid Wilhelm，1873-1930）。他于1899年来到中国，1900年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跟劳乃宣等人都有来往。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成立时宣称，在北京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成立，指的就是“清华国学院”。第三个背景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十八世纪时，有个英国东方学家叫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他在印度开东方学会议时，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印地语、梵语等印度本地语言跟欧洲是一个语系的。其实，他们都是雅利安人。所以，两者的文化关系是很密切的，这对东方学有很大的推动。整个十九世纪，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就非凡。到了1900年前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西域文书，包含中文、胡语（包括梵文、巴利文等），反倒是印度本土没有留下太多梵文文献。这些新资料的出现，更加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其实，面对这些新资料，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历代正史、《大唐西域记》、中古时代求法高僧的传记，里面都有印度历史，西域文书中有很多中文材料。所以，陈寅恪做的就是这方面内容。因此，清华国学院从一开始做的就是高深的学问，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当初它找教授时，有三个要求：对中国文化有比较贯通的了解、对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与汉学要了解、要结合科学方法和传统考据做研究，最终结果是要找出中国的国魂，增强民族自信。
在国学院第一天开学时，梁启超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书院的演讲。我个人认为，这几位导师对国学院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吴宓是想做西方的研究院，搞研究生教育；陈寅恪可能是想模仿德国的普鲁士研究院，做一个研究机构；而梁启超的理想是书院——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选一个题目跟着导师做就可以了。这跟德国也有点像——德国的洪堡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与牛津、剑桥等教会大学不一样。可是后来，钱端升等人留学回国，到清华任教，掌握学校权力，同时大学机制也逐步体系化，就想把国学院拆分了，分流到各个院系去——现在台湾是这个搞法，院系之上是研究所。吴宓因此就闹辞职，而且吴与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张伯苓弟弟，留美学习教育学）关系也不好。当然，背后真正操刀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最后，国学院停办，人员星散，比如陈寅恪就改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当时的系主任是陆懋德，是清华学堂第三批留学生，与姜亮夫等一起留美回国的。
与此相反，1928年，“中研院”在广州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由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改制而来）——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这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西方的传统，它是由汉学发展起来的。该所由傅斯年主持，后来迁到了北平，研究内容涉及边疆语言调查。其实史语所的人员构成多是来自清华国学院的：历史方面是陈寅恪，语言方面是赵元任，考古方面是李济，他们是两边都参与的。可以说，史语所是传承了清华国学院的衣钵，延续了国学院的研究方法，文史哲都有（文哲所是到了台湾才有的）。反观清华历史系这边，随着蒋廷黻、雷海宗等留美学者的加盟，就朝着正规化、专业化，也就是西方化的建设之路去了。
当时国内的历史系中，北大和中央大学的比较突出，清华与他们相比，在建系方向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在罗家伦兼任和蒋廷黻担任系主任期间，确实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正规化的系统改革。从学生培养方面看，我觉得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注重外语学习，蒋廷黻认为，多一门外语就多打开一个世界，他本人除英语外，还懂日语、俄语，陈寅恪懂的语言也很多，清华历史系学生要求修满八个学分的外语；二是注重社会科学训练、交叉学科的训练，从本科二年级开始到四年级，历史系学生每学年须选修外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课程一到两门，并有具体的学分要求；三是注重学生学术研究的训练，清华本科生在校期间就能发表论文，毕业后即能进行学术研究，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政治气氛比较浓厚的北大相比，时人公认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风气比较浓郁。
晚清以来中西交冲的局面表现在史学上，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争，李伯重教授有个评价：二十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您怎么看？
张国刚：这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很落后的。1903年，梁启超写《新史学》，那时候还没清华国学院。他说道：“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这明显是中国的资治史学传统，历史要有借鉴意义，又回到《资治通鉴》的老路上去了。你看我们现在写的学术论文，都是给死人做的，这才有学术性呢。梁启超鼓吹的新史学恰恰是为现实服务的传统史学老路，他提出的引社会科学治史学则因条件不足而流于空谈。真正算新史学的应该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为学术而学术，传统史学恰恰讲经世致用，乾嘉考据学的宗旨也是经世致用的。所以，梁启超的算不得前沿。王国维呢，用西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是前沿的。陈寅恪呢，从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是前沿的，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更多的是佛教等很细微的东西，后来又转向了唐史。不过，做前沿研究的很多人，都是留学回来的，跟国际学术界关系密切，比如王国维和日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来往很多，陈寅恪和李济也是国际学界认可的，从这个角度讲，是可以算前沿的。到了罗家伦、蒋廷黻主政清华历史学时期，他们对国学院的史学研究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
1929年，蒋廷黻执掌历史系，倡导“中外历史兼重”、“考据与综合兼重”、“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兼重”的办系理念，那么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张国刚：蒋廷黻是留美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路人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说自己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另一个就是蒋廷黻。清华历史系的首任主任陆懋德，研究兴趣是周秦哲学和经学，罗家伦任校长，解除了陆的职务（陆去了北师大），蒋廷黻就任之前，他自己兼任历史系主任。他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都对近代史和外交史感兴趣，所以他聘蒋廷黻前来担任系主任。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3-1929），在清华大学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9-1935），对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和外交史贡献甚大。
国学院与历史系并存过一段时间，此时陆懋德任历史系主任，他主政时期（1926-1928），清华历史系偏重古代部分，蒋廷黻（包括罗家伦代理系主任）时期，对清华历史学科建设的主要贡献，是要完善学科布局，除古代史外，还要重点发展近代史、外交史、外国史，他本人身体力行，撰写近代史论文，因为当时有人对近代史是政治还是史学抱有怀疑。1933年，蒋廷黻指导的学生邵循正的论文是《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陈寅恪指导的学生朱延丰的论文是《突厥考》，最后是邵循正出国，而不是朱延丰，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廷黻的加强近代史、外交关系史研究的治系旨趣。此外，还有加强图书资料的购买：从琉璃厂购得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杭州购得大批宋元明清善本图书，也注意订购外国图书资料等，大大充实了清华的馆藏。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蒋廷黻也雄心勃勃，特别是引进了雷海宗。雷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研究西方历史，实属罕见。他也是清华学堂毕业生，1932年被蒋引入清华历史系，1935年蒋从政后，经过短暂的刘崇鋐主政，雷海宗接任历史系主任。
清华历史系在北平以及后来西南联大时期，名师也不少，这些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情况如何，有没有形成清华特色？
张国刚：这个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阵容已经相当可观了，比如，中国古代史方面，有雷海宗（上古史、中国通史）、钱穆（先秦史、秦汉史）、陈寅恪（中古史）、张荫麟（宋史）、邵循正（元史）、吴晗（明史）；外国史方面有王信忠（日本史）、原田淑人（考古学）、噶邦福（俄国史、希腊史）、刘崇鋐（西洋通史、英国史）、王桐岭（中国通史），兼课教师有朱希祖（中国史学史）、萧一山（清史）、姚从吾（蒙元史）、谭其骧（历史地理）、齐思和（西洋史）等。不仅是留学生回国任教，而且清华历史系自己也培养了很多史学大家，比如吴晗、王信忠等都是清华学生。许多他校的学生如夏鼐、何炳棣也都慕名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
学科齐全了，也正规化、专业化了，学术风格也就多元了，各个老师的研究兴趣不同，很难梳辨出一个清晰的、统一的特色了。雷海宗虽然得到蒋廷黻的欣赏，但与蒋廷黻有异见的陈寅恪却不认同，雷海宗的“文化史观”、“战国策派”理论，都不为历史系同仁所赞同。钱穆给文科生开《中国通史》，系主任雷海宗却只能给外系理工科学生开《中国通史》。可见，雷海宗这位系主任已经没有当年蒋廷黻那么强势。但是，雷海宗的谦卑和克己，恰恰成就了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开明和开放的风气。
大牌教授陈寅恪、张荫麟（两人均中文系、历史系双聘）、钱穆、雷海宗等，各做各的研究，还可能互相看不起，各行其是。陈寅恪就与钱穆不完全对劲。这种情况在蒋廷黻主政的时候就存在，蒋廷黻认为杨树达（中文系、历史系双聘）只知文献考据（训诂），不作汉史研究，对他很不欣赏，陈寅恪恰恰最欣赏杨树达，杨的代表作有《汉书补注补正》等，被陈称为“汉圣”。雷海宗主政时期，教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恰恰表明清华的学术风气很正，每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学问，和而不同。
但清华的史学传统在规模和布局上有自己的特点。在学科规模定位上，与现在很类似，规模不大，力求人事要精，即使在清华史学最鼎盛时，也很难跟北大史学系人数相比。由于清华有庚款留学可以吸引优秀学生，同时因为庚子赔款的财政保证，待遇好、工资高，而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有时候就难以保证高校的工资，所以清华能吸引到很优秀的学者，慢慢形成了小而精的传统。它的好处是不那么八股，不用那么面面俱到，找一些名教授撑摊子，学生学习的课程也不求全，不重知识灌输，更重能力培养。清华学生科研能力都很强，一个时期中，半数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就发表研究论文，邵循正、夏鼐、吴晗都是在读书期间就已经崭露头角。
但是，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历史系的人心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就向陈寅恪发出了邀请，他想去，后来没去成。那取代陈寅恪的是谁呢？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是匈牙利人（苏台德人），可能有犹太血统，在德国不得志。季羡林也在他手下干过，但他不是季的老师，季的老师是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是陈寅恪在柏林的同学。从这件事来看，清华历史系的老师，人心不定，战争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历史系培养了哪些著名的学生辈史学家？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招生数少而精，苗子选得好；在校期间注意培养研究能力，提升学生古文献研读能力及外语水平，人才普遍成熟较早，除了前面讲的加入师资队伍的吴晗、邵循正、夏鼐等人外，还有张贵永（曾在汉堡大学执教多年）、罗香林、姚薇元、谷霁光、孙毓棠、黄绍湘、何炳棣、丁则良等，年轻的则有胡如雷、万绳楠、何兆武、齐世荣、刘桂生等。张岂之先生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思想史等。
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中间有四十多年的空白，清华史学传统就此断裂了吗？
张国刚：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师资星散。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执教多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是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吴晗解放后就从政去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孙毓棠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青年教师王永兴等也辗转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0-1952年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邵循正、周一良则均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崇鋐早在1949年就去了台湾，曾在北平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郭廷以、清华大学毕业生张贵永也都在台湾任教，他们构成了清华史学在台湾的余脉。
五十年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是中文系出身，人文学科虽然砍掉了，但是老清华的文科图书全部保存了下来。公共课程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依然继续，中国科技史、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还有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渐恢复人文学科，中文系之外，1985年成立的思想文化研究所，设计初衷是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张岱年、张岂之、李学勤、钱逊曾先后任该所负责人，1991年葛兆光等调入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的历史学传统不绝如缕，浴火重生。
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后，如何接续上老清华的史学传统？
张国刚：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2000年，哲学系也正式复建。后来，2003年，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历史系合并，组建了新的历史系，但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称和建制继续保留，李伯重教授从经研所调入，李学勤、刘北成和我从外校调入历史系，历史系教师一下子增加到三十多人了。
记得有一次历史系开教授会议，好像是在古代史教研室，李学勤、葛兆光、李伯重、秦晖、彭林、王晓毅、廖名春、刘国忠和我都在座（侯旭东等还没有引进）。李先生说，现在国内大学历史系的古代史，能聚拢这么一些人，还是不容易的。
现在虽然资深教授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年来赵平安、侯旭东、倪玉平等一批教授和年轻副教授的引进，已经使清华历史系生机勃勃。在世界史和近代史研究领域也有一些才俊任教。目前历史系的发展思路总体上应该还是保持老清华的学术传统：教师队伍和学生人数，少而精；研究课题，专而深。历史学的各个断代和分支，都要分兵把守。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封面张国刚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