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当地人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朱大章说：“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 ‘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起在抗战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1938年迁来贵阳后，大夏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 ‘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
“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 。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汤涛评价，社会调查部还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著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带动当地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内迁的几所高校不仅发展自身，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说，1936年交通大学入学新生有217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来自西南地区的仅有5名四川籍学子。但交大渝校明显在西南地区增加招生，仅1944年入学的学生中，四川、重庆籍的就有63人。“生源结构的改变，反映了交大内迁后给西南地区适龄青年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有利于提高本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的发展是学校和所在地方的双向互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为例，“云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1938年而言，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师资力量更是捉襟见肘。而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则为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云南带来了新气象。
西南联大的西迁极大推动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云南当时仅有的高等学校——云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金富军说，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时机，为云大增添了吴文藻、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赵忠尧、严济慈、华罗庚、赵访雄、 陈省身等一批学者。金富军认为：“西南联大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积极服务云南地方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表征之一，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办学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为抗战提供了技术
和人才支撑
“西迁办学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大学为延续中华文明、保存知识分子、 服务抗战建国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伟大壮举。”在浙江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淑锵看来，那时的大学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交大渝校师生之中，以后成为院士者多达21人，其中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设计者”许学彦、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庄逢甘、自动化工程奠基人张钟俊、“中国通讯元勋”张煦等。
“曾经川江（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是中国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欧七斤说，内迁重庆后，交大造船系的系主任叶在馥主持设计了川江轮船，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长江上游航运不能顺利通航的难题，“这也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员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济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江鸿波也称，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的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
武汉大学校史馆主任秦然总结：“高校内迁的意义有三。一是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二是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