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第七章“边界位移：基金会、冷战中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研究”讲述了在东亚研究的“视差”中存在的政治动机与学术阴影，尤为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卡明斯并非一概反对学者和学术机构为国家提供研究服务，只是认为应该区分为反希特勒的政府服务与冷战期间为政府服务；对于后者，他认为和平时期对学者和大学提出的要求是坚守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235页）。但是，既然区域研究在美国就是由政府尤其是情报机构形塑发展而来，从语言文化研究转向区域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所急需的方向，仅仅以学术发展的独立性作为拒斥为政府服务的理由并不充分；由政府提供资金和选题以及大学如何与政府情报机构建立紧密联系等等也都不是问题。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学者是否具有选择的自由，以及情报机构是如何监控学者、干预学术研究的。卡明斯以即使是被漂染过和有限度解密的档案资料揭示了真正存在的阴影：对学者的监控无孔不入，任何道听途说、肆意指控，只要参加过任何中间偏左的组织，只要在联邦调查局不认可的任何一次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的请愿活动中签过名，只要订阅过联邦查局不喜欢的某种杂志，都足以让某人上黑名单；定期检查学者的信用记录，跟踪他们，审查其讲稿，询问其同事和学生，并且在校园里发展可靠的线人（244页）；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因政治问题开除三位终身教授的案件（1949年）中，联邦调查局希望由此为大学对学者的惩戒、清洗树立榜样，而该校校长艾伦则“助虐为纣，出卖教工”（251页）。
到了六十年代，曾有两位哈佛的研究生先后写公开信给傅高义和费正清，质疑哈佛和中情局的关系以及学者的道德立场。费正清的回复是学术研究必需具有“包容性和公开性”，对中情局人员的包容无异于对某些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欧洲学者的包容；傅高义则认为“感情不能替代理智”，“在政府之内工作”来“试图改变政策”是比“纯洁的道德”更好的选择。（参见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客观上说，新生的区域研究得以迅速打破原来以院、系分割的学科边界，确立了跨学科的综合型方式，也是拜政治权力的干预所赐，在卡明斯的论述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另外他承认，在五六十年代众多的政治学经典著作最初是作为内部、保密的政府研究成果出现的（250页）。但是他也敏锐地指出政治干预学术带来的负面遗产：“由权力所主导的价值重估给了我们两套修辞，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东亚和东南亚的财产清单。第一套修辞是‘红色中国’，……第二套修辞是‘环太平洋’。”（238页）最后卡明斯引用曾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托写于1949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关于大学……我必须要说：在校园里，一切书籍，一切言论，一切调查研究，一切观点，都是自由的。大学必须要保持其批判政府、批判其他任何人的立场。如果丧失了这种立场，大学将一无是处。”（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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