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1980年代，厦门达达直接采用了达达的名称，“大尾象”成员之一林一林则认为，到了真正的1990年代，达达主义创始人马塞尔·杜尚的故事和谈话录早就被消化了一遍，他们其实更关注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学生时代，确实受过大量来自“达达”的熏陶，而1990年代，直接的影响已很难说。“我个人很喜欢杜尚的艺术，态度，智慧都很佩服，不像早年绘画性的大师，学生时期对那种会关心，我对杜尚的热爱会超过毕加索达利。”“大尾象”的重要成员陈劭雄前不久去世，以“孵蛋”行为艺术闻名的张念也因病去世，中国当代艺术先锋们的记忆正在渐渐沉入历史。
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马塞尔·杜尚都充满了崇敬与神往，达达主义发端于1916年，其实直到1960年代后西方才认可杜尚的艺术地位。在林一林眼里，杜尚就是一个“信使”，把达达的精神概念跨越几十年传递到中国。
85新潮时，林一林们也做了南方艺术家沙龙，做沙龙的时候美院还在读，作为个人的表达是1990年代开始，自己创造的展览。1990年代初，85新潮时期锋芒毕露的艺术家都出国了，剩下来的艺术家对社会失望，当时的林一林和陈劭雄，在南方艺术沙龙做完之后有一阵子不知道做什么好。毕业了两年虽然分配去单位，但是还是想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环境也不好，在广州也没几个真正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很难说和达达有直接正面的关系，我们整天面临生存压力和艺术表达的限制，这种限制有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比如展厅也没有，是很具体的，难以解决的问题。那段太实在，需要解决很多和艺术表达没有关系的问题。”物质方面受到不充裕的限制，但在艺术方面表达反而觉得非常自由，只是做作品“不自由”，然而这样的不自由就是说没有当代艺术的系统，只有官方的系统。
1991年初开始做“大尾象”的展览，便计划每年作一次大尾象的展览，到了1993年因为没有找到展览场地，只能在大街上做展览，到了1994年，已经做了三年了，每一届都想找批评家策展人一起合作，就找到了侯瀚如，“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是艺术家和评论家所关心的更多是在画面直接流露对社会的关心和自我情绪的宣泄，这可以表现，但不是唯一的。另外一种艺术家，就是考虑艺术问题的艺术家往往受到忽略，并不是说这种艺术家没有反映这个社会，而是他们的方式更内在，不那么一目了然。我们的几张照片都预示着我们的作品和八十年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艺术界对于西方的模仿的痕迹是大规模的，在大氛围下，艺术家会不太在乎个人语言、艺术语言本身的思考，而到了1990年代，他们用比较平静的心态对待艺术的问题，从一个艺术上下文去考虑问题，而不是完成现代主义运动激情的方式，对发生的环境在自己艺术里的反映，因为对西方的了解更深入细致，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过滤之后，情绪上是不一样的。
“中国年轻的艺术家比较粗糙地，且很有激情地把西方现代派过滤了一遍，虽然并非每样事情都尝试过，到了1990年代初，他们的心里反而比较平静，所有的激情都变得更地下，更没有人关注，不像85新潮有很多批评家参与写文章，还有一些艺术刊物，1990年代初一切变得冷清，参与的人突然间变得少了，回到一个很自然的作艺术的状态，开始慢慢做艺术。”林一林回忆起１９９０年代时的冷清情景，同时也记起了，当时除了官方之外，艺术家慢慢意识到艺术市场的问题。“虽然当时中国没什么艺术市场，有一些艺术家可以卖一点东西，有批评家认为，这个市场可以取代85的热情，让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可能性。”很多艺术家包括到现在都在面对生存压力，怎么过得更好的问题，其实真正不管自己的前景去做艺术的，就是极少数的几个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