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理论家们旁观者们如何阐释，在林一林的心里，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影响了更早的85的一代人也影响到了他们这代人，50后60后的这些艺术家同样经历过“文革”，便不会觉得“运动”离自己很远，他们将达达视为“艺术运动”，“而这种感觉在当时85的那批年轻艺术家身上是反映很充分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机会和舞台，无法用高下分之，85新潮的艺术家和19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受过达达的影响，没有谁比谁更先进，而20年前，杜尚无处不在，每一代所受的教育每一代人所经历的事，以及社会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都不尽相同，“是历史和时间选择了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创造了什么。”林一林说。
所有人都是达达的受益者
中国当代艺术以85艺术新潮为标志，可以说达达主义对85新潮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与年代有关，第一届大学生都是油画系的，内心深处是印象派，到了85新潮以后便是超现实主义，模仿西方流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中国有和没有过达达都是成立的’。”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说。
“所有这些借鉴达达精神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作达达，这是中国特色的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借鉴和发展，和达达的本意没什么太大关系。达达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只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任何在视觉方面的借鉴和理论上面的照抄、挪用都是无意义的，只是在内在精神上的借鉴。”尽管在谈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心里挺矛盾的”，但是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李旭仍然认为：“现在看到的达达大部分是狗尾续貂，打着达达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反达达，最可宝贵的精神是被商业化了。像禅宗的公案一样，不立文字的。至少在我看到的所谓的杜尚之后的达达，全部都是伪达达，没人是真达达。”
确实，经历过85，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且现在仍然活跃的艺术家林一林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现在的艺术状况是非常反达达的，非常迎合体制和商业的力量。”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一、达达是不可重复的，它是个悖论，去纪念重复发扬达达，都是违反达达本意的。达达反博物馆、反美术馆、反美术史、反永恒价值的，如果有所谓的‘后达达’‘新达达’都是假的。从艺术史的本意来说，达达的本意并非如此，马塞尔·杜尚在晚年访谈录里就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像把一团垃圾扔到一个很正经的人的脸上去，没想到这些人把这包垃圾精致地包装了一下供在美术馆里了。这事儿他觉得很悲哀。”李旭说。
艺术史学者马琳对杜尚颇有研究，她回忆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厦门达达”曾经实施过的一次“袭击美术馆事件”，也就是“发生在福建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他们向福州的美术馆递交了一个虚假的计划，在展览前突然改变计划，动员全体参展艺术家把美术馆外的建筑废料，旧货如水泥模块、砖、瓦、门框、破沙发、条木、旧桌、铁栅栏、下水道管、陶缸……搬入美术馆散置成“展品”，埋头苦干，大干加巧干忙乎了几天。这次行动的结果，当然是在拍完照片以后、展览开幕之前被封闭了，黄永砯说：“我们要袭击的不是观众，也不是美术馆，而是参观者对‘艺术’的看法。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空手而来，最后空手而归”。“体现了一种反叛破坏精神，达达在他们思想方面的深刻影响。”马琳说。
不可否认的是，达达的诞生造成了一个艺术史的分叉，达达之前的艺术史是一个统一的艺术史，美学价值是原创，无论是图像原创还是别的技术，都和手工劳动和美术学院体系有关，但是达达之后，不强调原创，强调借用挪用戏仿颠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原初的原始的美学一直在延续，就是博物馆里的，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自生自灭的，随时生随时死，包括观念艺术。”李旭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达达影响没有中断过，随处可见。“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脱胎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基本观念，游戏规则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没有人不受过达达影响，他们享受了达达的理论空间和理论基础，否则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不成立的。所有的人都是达达的受益者。”
就像林一林说的，厦门达达、大尾象，中国当代艺术里人们愿意承认的那部分，留下的痕迹肯定有，而究竟怎样的痕迹，描述起来，“又实在是太文学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