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电影。
东方早报：之前另一部戏剧改的电影《十二公民》也是排了戏顺着拍，这是戏剧导演的创作习惯吗？
周申：顺着拍的话，演员的体验会比较真实，也会比较顺畅，比方说我在演这场戏，我知道我之前经历过什么，我知道我之前的经历，然后我在演这场的时候内心会更加充实一些。
它并不是说跟话剧导演有关，主要首先跟这个故事有关，有的故事适合顺着拍，我也排过时间顺序是比较散的那种故事，那其实就没有必要顺着拍。还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一环扣一环太紧密了，这样拍肯定更好，既然我们能做到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呢？
东方早报：按道理说演员演了那么多年了，他们其实对每一场演的什么状态，应该都非常熟悉了，重新排练有什么新火花？
周申：舞台和拍摄的环境不一样，而且对手也不一样，我们虽然有三个是话剧演员班的，但是也有更多演员不是。而且为了要适应这个电影，内容相比较话剧修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电影加了更多人性刻画
东方早报：具体的修改是在哪？
周申：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话剧的假定性，话剧的假定性更加宽泛一些，就是在舞台上有一些更加概括的凝练的处理，在话剧舞台上观众是认为可信的。
比方说，我们剧中有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底层的劳动人民，我要表现他害怕权势，在话剧里呢，他只要看到别人一戴上大盖帽他就下跪了。你不用是一个当官的，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把这个大盖帽往头上一盖，他一看见这个大盖帽，他就下跪，他就听你的话。像这样的处理，在话剧舞台上它是带有概括性的，带有象征性的，观众是很容易接受的，觉得概括得很准确，而且很好笑，很有效果，然后又觉得让人很相信。
但这种相信放在电影里，显然是不成立的。电影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物一看到别人戴上大盖帽他就下跪，那这个电影太可笑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内容我们全部要替换掉，替换成真实的、能让人相信的内容。
另外，电影可以更加细腻地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些更加有助于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更加细腻地描写人物内心的一些戏。也是原来话剧里没有的。
东方早报：我个人觉得看戏好像比电影感觉更爽一些。
周申：对，因为它有好多“现挂”（和当下发生联系的即兴发挥），现挂是让观众觉得很爽的，但电影不能现挂。
刘露：我们也把剧本里一些可能是影射的话去掉，这在话剧里是为了剧场效果。话剧可以每一年根据当下的热点去修改，但是电影是一次成型的，如果有很多当下的时髦词或者热点事件，过几年来看就会觉得很狭隘，所以我情愿去掉这些。可能看起来会觉得没那么爽快，但这样也不会让这个作品再过几年看起来是过时的。
东方早报：电影给这个故事有做到加法的地方吗？
周申：有啊，故事的框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做加法的地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人们内心世界的刻画，有很多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是话剧里面不能做到的，因为这其实就不是话剧的强项，话剧因为观众离演员远，你看得到演员，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更多的是，可能更加带有一点预言性，或者说更加带有点荒诞感。《驴得水》的话剧其实荒诞感和预言性会更强一些，但是《驴得水》的电影呢，真实感冲击力会更强。
看清人性悲观的前提
但希望他好
东方早报：张一曼这个角色其实特别有趣，她是以前中国电影里面很少看见的那种很女权的角色，包括孙佳佳的天真和铜匠媳妇的真实，好像比较正向的东西都放在了女性身上。
刘露：我们并没有某一种特别的主义或者意识非要强加给观众，这些人物其实都是从身边来的，我们只是把生活中觉得很鲜活的人物，觉得有趣的、有意思的，能表达我们这个故事内涵的人物组合在了一起，如果我生活中有一个像张一曼这样性格的男人，我可能也会把他搬上去，并不是局限于男人还是女人。
不过确实我们在后来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接受的俄罗斯戏剧的熏陶，我们学习到的万比洛夫、契诃夫、梁赞诺夫，这些剧作家在俄罗斯文学中对于女性都是像母亲一样地去刻画，男性都是有弱点、缺点的，像孩子一样地去刻画，可能在这种文学的影响之下，我们自然而然对女性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创作的时候没有想，更多还是从生活中来的。
东方早报：电影里面看起来对人性的刻画都还挺悲观的，那你们对人性持有的基本态度是怎么样的？
刘露：很多人觉得悲观，但实际上， 我个人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悲观是形容词，但本质是乐观，我得先看清人性的悲观的前提，但我希望他好，而不是说我蒙蔽自己，乐观的悲观主义是假装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想把人性的所有缺点展现出来。把我们看见的展现出来，然后再跟观众探讨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坚守底线，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是有希望，乐观的，这是我们创作的目的。
东方早报：电影受众面相比话剧要大很多，经过这次尝试，未来创作方向会有改变吗？
周申：我和刘露，创作一个故事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见世面，见更多的观众。话剧的创作我们也不会停，但是我们在话剧中如果创作出来好故事，如果说在话剧舞台上是一个经受考验的好故事，我们还是会想要把它带给更多的观众，更广大的观众。
话剧是一个比较好的先期创作的土壤，因为它的成本低，又可以不断地修改，非常有助于你去把一个故事立起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完善起来。
东方早报：但进入电影行业，未来是不是意味着要有更多适应电影规则的创作方式，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有挑战？比如说配合明星档期、和不熟悉的演员合作？
刘露：我觉得术业有专攻，我不会放弃我的特长去做我不擅长的东西，我们话剧成功后有人来找我写剧本，我就都推掉了，因为我不是那种可以架空了去写东西的人，我可以帮你提结构意见，但我本人没有创作冲动，我的创作必须从生活中来，我和周申四年出一部戏，要在生活里积攒了人和事才能写，所以这才是我独特的创作手法，很多人不能接受我们的方法，当然也有人可以，比如这次的投资方。
东方早报：这次的出品方是开心麻花，其实经常看戏的观众会知道你们并不是一个路子。《驴得水》的欣赏门槛更高一些。但作为创作者，你怎么看待卖得更好的永远是那种比较下里巴人的作品？
刘露： 我从来不担心观众的审美，我觉得观众比我想象的聪明，你只是有些东西没给他看到，不够通俗，不够好看。我和周申都觉得，创作者就是厨子，我首先做的是一道菜，好吃观众才会都吃完，而不是说很有营养但是难吃像药膳一样，然后怪别人不吃，为什么不做到好吃又营养，让别人看完之后不知不觉吸收了营养？我觉得这是创作者的难度，出一本哲学书籍也能做到有营养，但是做戏剧是有娱乐性的，包括莎士比亚也是从娱乐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