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赵树理在看稿
中图：电影《小二黑结婚》剧照
右图：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太行山区沁水县水利工地上(本版照片选自资料)
本报记者陈晓黎
今年9月24日是赵树理诞生110周年纪念。不久前，来自山西、北京、上海等省市以及日本、韩国的作家、教授、学者云集山西晋城赵树理文学馆，追忆这位影响了中国文学格局和走向的人民作家。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是描写农村和农民的领军人物。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
抓周抓出个“驴背上的状元”
1906年9月24日，中秋节，山西太行山与王屋山交接的沁水县尉迟村，曾经出过太学生、武状元，如今却是三代单传的赵家，终于喜添男丁。一家老少、四邻乡亲喜气洋洋拜神祭祖，赵家老太爷忠方公给宝贝孙子起了个小名“得意”。百日时又按当地风俗，在床上摆开十几样玩意儿让孙子抓周，众目睽睽之下，这娃娃双手齐出，一手抓了一支笔，一手抓起了赶毛驴的鞭子。老太爷见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娃娃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忧的是生在穷乡僻壤落魄人家，难不成将来就算金榜题名，也免不了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这个抓周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当年的小得意后来的赵树理自己也难辨真伪。但生在这样耕读之家，小得意的童年就与村里的其他孩子不大一样。一方面他倍受全家小心谨慎的看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胆小文弱；另一方面全家敬神行善，循规蹈矩，得意年纪虽小，也知“头上三尺有神明”，并专门备一瓦罐，做善事往里放一颗白豆，做错事往里放一颗黑豆……
在发现孙子记忆力超强的特点后，老太爷忠方公决定独揽孙子的教育大权。他给小得意取名赵树礼(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赵树理)，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亲自讲授《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教学之余，每天带着孙子沿沁河散步，边走边讲述这一带历史掌故———唐尧虞舜、尉迟敬德，岳飞抗金、杨家将一门忠孝……
9岁那年，祖母病逝，次年，祖父也一病不起。临终前留下遗言：“得意是咱家的千里驹，典房卖地也要供他成才”。于是被爷爷圈养大的得意进了当地的私塾，第一次和同龄孩子一起学习。这些情景，记录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刘二与王继圣》里———王继圣是村长家里的孩子，他“在学校衣裳穿得好，手脸也洗得白，小嘴又会说，先生跟他爹又是好几辈子以前的老姨亲，因此继圣说一句，先生就听一句———比方他告先生说满土踢了他一脚，满土就得挨十板；说喜宝骂了先生一句，喜宝就得挨十五板，再往下那些比他小一两岁的，更不在话下，说叫谁早上挨，谁就等不到晌午。先生是本村人，在家伺候老婆的时候多，到学校的时候少。先生不在学校的时候，就该继圣为王，谁敢不顺他，小巴掌就打到谁脸上去，他那小巴掌虽说也很痛，但总比先生那块干巴巴的木头板打在手心上轻得多，同学们想少挨木头板，就得忍点气挨他的小巴掌。”在严格家教和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得意文弱清瘦还彬彬有礼，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有理无处说的憋屈和替人挨打、无辜受罚的苦痛，让他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学，不上了。他以死相逼，父亲也终于同意。
11岁的得意跟着父亲，开始下地干活。父亲赵和青可不是个一般的农民，他不但识字断文，而且会卜卦测字看风水，精通当地的乐器，粗通看病开方，泥、瓦、铁、木活也会上手。干起农活来更是“种地像绣花”。他教儿子扬场、垒窖、锄苗、摇耧，锄地时腰必须弯到一定的度数，身子一定要斜着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而且一定要锄到庄稼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往庄稼根上拥土，还须尽可能做到整整齐齐，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他又教儿子编织柳条筐，从剥柳皮破柳条开始，一丝不苟，用高粱秆子做的蝈蝈笼子，是有门有窗的“二层小楼房”，窗格子还得编成各种图案……农闲了便教儿子吹拉弹唱，以至于长大后的赵树理一手绝活：同时玩转锣、鼓、钹、旋四样乐器，同时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一个人就能演出一台戏来。
因为爱戏，小得意成了村子东院的常客，那里住的都是逃荒要饭的外来户，还有走乡串村唱戏的吕家四兄弟。他在那里看到了还有比他家更苦的农民，也学会了农民那些生动粗犷俏皮灵动的土话俚语，和他终身爱若性命的上党梆子戏。他还和被爷爷称做“玩不出好来的”野孩子厮混在一起，这些没读过书的农家子弟虽然说话粗野也没有那么多规矩，但他们对人厚道，情感朴实，爱憎分明，给了得意真正的兄弟般的友情。
挑着扁担进学堂
尉迟村地处太行山王屋山深处，村民守着千年祖规过日子，波澜不惊。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几个从沁水县走出去的青年学生，立志要改变山高皇帝远的家乡，他们发布告讲新文化，集资办学。次年沁水县出现了洋学堂，其中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就设在离尉迟村30公里的端氏镇。村里有家富农想送孩子上学找个就伴的，就相中了得意。赵和青想着家里窟窿越来越大，年三十都得领着儿子躲债，地都快要姓别人家的姓了，不如咬紧牙关苦熬几年，儿子将来或许有个“出路”。于是富家孩子骑着牲口，小得意一根扁担挑着铺盖卷儿，怀揣母亲蒸的一包柿子糠窝窝，跟在后头，走进了新学堂。
这回，虽然少不了被富家子弟取笑，但赵树理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小得意了，和穷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他明白了富家子仗势欺人外强中干的底细，也练就了体魄。他用成绩说话，就连以前没学过的算术，他也很快超越了老师。毕业考试，他毫不费力就拿了个第一名，得奖金大洋1元，受聘到野鹿村当初小教师，月薪5元。赵和青终于苦尽甘来，儿子一年收入60大洋，合谷子2000多斤呢。可是赵树理却并不开心，他还是个“书理明、世理不明的古板孩子”，不懂同事间的交际应酬，也不会巴结校长、地主，除了教书就是看书，一年约满，就被解聘了。他索性回到了尉迟村，“有点像被抛上岸的鱼，又回到了水里，活啦!”他每天扶犁扛锄下地干活，放开嗓子唱梆子，与小伙伴们拉呱，吹拉弹唱，参与那俏皮话成串的闲拉瞎扯，帮村里乡亲写书信、对联、庚帖、契约、债条，农闲时便起头闹社火唱大戏，不亦乐乎。赵和青眼瞅着儿子读了书却还是做了个土坷垃刨食的农民，何况已经给他娶妻生子，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越来越紧巴，着急窝火，四处打听。终于听说长治有一个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不花钱，毕业做老师，还是个铁饭碗，一狠心借了盘缠，将儿子打发去了。
这一年，赵树理19岁，第一次走出沁水县，依然是一根扁担挑着铺盖，走了一天一夜，进了学校。他入学考试成绩是第4名，自信、活泼。有个同学叫王春，常与他辩论，还领着他去图书馆，教他选书、借书。这下给赵树理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不仅读中外小说，也读德先生赛先生，更是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学说。在王春和另一位同学常文郁的介绍下，他第二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立下了教育救国、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目标。
1927年年底，第四师范爆发“驱姚运动”，学生们集会抗议校长姚用中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贪污学校兴建科学馆的经费，领头的正是共产党员常文郁、王春和赵树理。历经威胁恐吓、暴徒殴打，学生们没有后退害怕，“驱姚运动”最终以姚用中被撤职告终。但胜利并没有太久，1928年春，常文郁被捕牺牲，王春和赵树理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化装逃出了长治城。此时有家回不得，两人躲进了深山，靠着赵树理给人看病走乡串村。到秋天，已被学校除名的赵树理悄悄回到老家，妻子病死，家中贫寒。在父亲的逼迫下，他只得再次出门，当上小学教员。不料一个月不到，他被捕了，被押送到山西国民党清共委员会，过了两次堂，罪名是看赤色禁书，崇拜赤俄。好在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被以嫌疑犯送到国民党办的“自新院”关押，教化了14个月。“自新院”里有地下组织，院里的图书室挑了几个犯人管理。这几个犯人在地下组织指导下，买书时偷偷换了封面，购进了一些进步书籍，借给犯人偷看。赵树理自述：“有一位高春生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军区，后病故)为了纠正我的文艺观点，也和王春纠正我的迷信思想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
为最广大的农民写作
从出狱到1936年，赵树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过代课老师，也客串过电影公司龙套演员，卖字行医，乞讨果腹。期间再度因学生运动入狱，也曾经跳河被救……这段艰苦而绝望的日子里，他不曾放下手中的笔，并发出了“不上文坛，上文摊”的志向。
1948年接受李普采访时，赵树理曾回忆说，“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想上文坛”，只想把自己的作品挤进庙会上摆满《封神榜》《施公案》《三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和两三个铜板一本的小唱本里去，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说、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那段日子里，他开始关注“左翼”新文学的讨论，并发出自己的思考；他开始文学创作，描写农民的家长里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935年2、3、4月份上，就有他写的长篇小说《蟠龙峪》的片断。这部小说用的是章回体，计划写20万字，每一章都可独立成篇，连起来又是一部有头有尾的作品。可惜的是刊物很快停刊，给书店出版押金又太贵，只写了半部10几万字就放弃了。这年他写下了一首题为《耳畔》的短诗：
你自以为你有大志，
你的大志只能“抱”，
抱到东又抱到西，
抱得来又抱得去，
是不是要一直抱到死为止？
你会锄地挑粪，
你以为足以自豪，
须知锄地挑粪的角色，
比你高明不少!
他们向你找办法，
而你的办法是和他们同锄同挑。
他还用晋东南鼓书艺人们在正书之前开场闲话的“书冒”体裁，写了《打倒汉奸》有韵小剧，并组织演出，颇受群众欢迎。他对于民间艺术形式的掌握运用，李有才式出口成章的本领，通过家庭矛盾的小题材显示时代与国家大事的创作思路和手法，都已显得得心应手了。
烽火中写出的《小二黑结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逼近山西。10月，共产党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抗日士气高涨，赵树理终于又找到了组织，重新入党，被派到第八区作了区长，1939年初又调到长治牺盟中心区任第五专署民宣科科长兼任烽火剧团的团长。自此，他如鱼得水般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而他的文学才华也开始大展身手。由于他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对农民语言和心理的熟悉，他编报纸，鼓词、快板、童谣、故事、小说不拘一格，通俗易懂，不识字的农民也一听就明白。
1942年1月，反扫荡的间隙，赵树理取材黎城县反动道门“离卦道”暴乱新闻事件，写了一出揭露反动道门与汉奸勾结破坏抗日的上党梆子戏《万象楼》，他还亲自上台演出，带着剧团辗转根据地，大受欢迎。为农民写作、用农民的语言说农民事的写作思想，也通过这出戏，得到了验证。
1942年秋天，赵树理转入北方局调研室工作，从事创作。次年春节刚过，他便到左权县搞调研，住在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芹泉镇西黄漳村老乡家里。这天，房东家来了位亲戚，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赵树理主动递上烟袋，与他唠嗑，才知道他是来告状的，因为他的侄儿岳冬至死得冤。这一唠，就唠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一边帮着老乡报案，一边和公安人员一起调查，发现岳冬至被杀缘起自由恋爱。原来岳冬至是离这里不远的芹泉镇横岭村的民兵小队长，19岁，非常勇敢，曾在一次反“扫荡”中击毙过两个日本鬼子，荣获过“特等射手”称号。村里有一个名叫智英祥的姑娘，容貌出众，开朗活泼，她喜欢积极上进、热情大方、比自己大两岁的岳冬至。自从智英祥和岳冬至相好之后，村里对智英祥有意思的后生们都非常嫉妒，开始对岳冬至不友好起来，特别是几个有家室的村干部，有事没事都爱找岳冬至的茬儿。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岳冬至被村干部叫去开会，一夜未回，天亮时被发现“吊死”在自家牛棚里。赵树理和侦查员赵晋鏖一起，带着法医赶到横岭村。检验尸体得出结论：岳冬至不是上吊自杀，他是被人害死的。深入调查发现，事发当晚，两个村干部以“生活腐化”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开岳冬至的斗争会，可岳冬至说自由恋爱合法，坚决不认罪，于是村干部要把他捆起来，争执中失手把岳冬至打死了。案件真相大白，凶手也被绳之以法，事情原本到此为止，但赵树理没想到，岳、智两家人都认为打死岳冬至固然不该，但教训教训他则是理所当然的，怎么可以自由恋爱，太不合规矩了。
这对赵树理犹如当头一棒。尽管两年前边区政府就已经发布了《婚姻暂行条例》和《妨害婚姻治罪法》，规定订婚、结婚都必须男女双方自愿，禁止并处罚买卖婚姻、蓄俾纳妾和其他违背、阻碍自由恋爱结婚的行为，但在薄地深山里，人们却依然迷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妻、虐妻这样的陋习依然在当地习以为常，男女双方自由交往或自主结合却被视为大逆不道。他为岳冬至的死扼腕痛惜，更觉得岳冬至事件是一个教育群众、宣传新的婚姻观念和新思想的极好典型。他精心构思，结合自己在农村看到听到的其他事例，写出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不过他改变了事实上的悲剧结局，让一对有情人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喜结伉俪。
《小二黑结婚》刚一完成，人们就互相传抄、争相传阅，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里流传开来。鲜活、纯净、幽默风趣的语言，环环相扣写作故事的结构手法，让人们由衷地为二黑、小芹的结合而高兴。但是要不要出版，却引发了一场争议。彭德怀连夜看了小说，拍案叫绝，坚决支持小说的出版。他还专门为该书写下了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
1943年9月，扉页上印着彭德怀题词的薄薄22页、土纸铅印本《小二黑结婚》刚一出版便不胫而走，2万册一抢而空，又加印2万册，依然供不应求。数以百计的大、小剧团纷纷用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蒲剧等形形色色的地方戏曲形式，将《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搬上舞台，到处演唱，田间地头、饭桌炕头，人们争说小二黑，如痴如醉。毛泽东特意向延安文艺界推荐了赵树理，说：太行山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