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背影，百片汪洋
北影背影，百片汪洋
北影背影，百片汪洋
北影背影，百片汪洋
北影背影，百片汪洋
◎文并摄/刘红庆
2016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奠基人汪洋的百年诞辰。走在北京北三环中路那片曾经令人向往的电影生产厂区，如果碰巧见到了老者，大家都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厂长”——“没有汪洋，哪会有北影？”“没有汪洋，哪会有我们？”
1916年，汪洋生于江苏镇江，19岁进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美工。22岁到了延安，进抗日大学学习。30岁担任华北军区电影队队长，创办了“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在炮火中拍摄了《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
“北影厂厂长”的职务，汪洋担任了35年，领导北影生产了近200部优秀影片。这些影片无论在主题思想、艺术审美层面，抑或承担教化功能、培养人才，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高。
时过境迁，北影留给今天的，是一个伟岸的背影。这背影，是由上百部影片构成的一片——汪洋！
设计新厂标，汪洋定了四条要求浮雕上用的金箔，得经“人民银行”核准
在原老北影厂招待所餐厅改建的小饭馆里，汪洋的老部下、北影美工祖绍先见到笔者，首先指着墙上的四种“北影厂标”说：“咱就从这厂标说起吧！”
北影的第一个厂标叫“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投降了，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搬过来，在香山一个广场上检阅部队。汪洋当时是华北电影队的负责人，跟踪拍摄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
他们一边接收旧中国留下的电影厂，一直制作这部纪录片。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就成了北影的第一部影片。1949年10月1日之后，正式确定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名称。
“新中国成立，第一代红色电影人拍摄了《开国大典》，结果到苏联莫名其妙丢了。”祖绍先说，“后来汪洋带着代表团去苏联学习，把厂标的雕塑改成第二个，也是仿苏的。当时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标就是一个男工人和一个女农庄庄员雕塑。”
这第二个厂标用到“文革”前。“文革”期间，汪洋靠边站了，北影拍摄样板戏用的全是第三个厂标，由江青审定过的。祖绍先说：“这个厂标我经历了，红的，放光芒。浮雕用的最好的木头，是一个楠木大象雕刻，被作为‘四旧’扔了，我们就把木头开成片用了。”
“这个原件你们应该还保存着吧？”
“现在厂子都没了，需要保存的东西太多了，谁保存？”
“文革”结束后，放光芒的厂标显得有点太左了。汪洋恢复工作后给祖绍先下命令：“做一个新的厂标！”祖绍先召集厂内美术人员开座谈会，发动大家设计出了四五十个图案，有天坛，也有天安门、华表，最后都贴在汪洋的办公室审定。
最后的定稿是汪洋口述、祖绍先具体落实完成的。“他说，老的工农兵的算了吧，不考虑这个类型了。他定了四点，第一，用天安门，只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资格用天安门。他要求天安门要正面，搞成一个金色浮雕。第二，底纹用大理石背景，比较庄重。第三，‘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几个字肯定得要。第四，国家有规定，要有汉语拼音。”四大元素确定后，汪洋对祖绍先说：“大理石，你去给我找个五六块来。”
汪洋认为：“每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不一样。为了和影片衔接得贴切，片头应该有几个版本。比如灰的、墨绿的、紫红的、海蓝的，都得有。主图案是金色，所以底纹浅颜色就不要了。然后再搞一个纯红的，就是红底。”
为此，祖绍先跑了一趟大理石厂，得到的信息是：杭州边上有一座山出大理石。于是，他就跑到了杭州，买了七八块大理石回来。
祖绍先拿石膏雕了天安门，涂上金粉。结果金粉不过关，放一段时间就污掉了，老得涂。他就跟汪洋请示说，我要给天安门贴金，得买金箔。在汪洋支持下，祖绍先请北京雕塑厂在原来那块楠木上雕了天安门浮雕。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买到黄金金箔，交给雕塑厂贴上。这样，几个组件就齐了。
祖绍先在一块玻璃上写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底下的拼音，将金色浮雕固定上去。大理石板不能放在后面，因为焦点对在玻璃上，后面的大理石板花纹就会虚，所以只能进行两次曝光。祖绍先说：“片头一拍就是一本，各个色调都有，搁着，用什么，导演自己定。”
汪洋定的这个片头，用了很多年，成了新时期北影的名片。
谢芳生了孩子，汪洋送来两只鸡
“他艺术上全懂，生活中又很平易近人”
北影的电影《青春之歌》让谢芳一举成名。实际上，1935年出生的谢芳对《青春之歌》的社会背景并不熟悉。谢芳1951年进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做歌剧演员，1957年在武汉结婚。如果不是导演崔嵬还记得她，她就是武汉的一个歌剧演员。
1953年之前，崔嵬兼任过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谢芳有两年时间的交往。后来崔嵬离开武汉到北京拍电影，分别六年之后，他请谢芳出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这是庆祝国庆10周年献礼片，时长三个小时。谢芳对笔者回忆说：“这说明导演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那时，汪洋是北影厂厂长。谢芳说：“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的领导从来不挂名。汪洋拍了好几百部电影，几乎没怎么署名。”
经过接触，谢芳感受到汪洋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在谢芳眼里，人分几种：有能耐但比较傲气、和善但比较窝囊、有能力又平易近人。谢芳说：“最后这种人很可贵，汪洋就是这样的人。他艺术上全懂，是内行；生活当中很平易近人，大大咧咧的，嗓门也大。”
拍完《青春之歌》后，1960年，谢芳在北京生孩子，汪洋和制片主任、副导演一起到谢芳家探望她。谢芳至今记忆犹新：“他给我买了两只鸡。那时是困难时期，闹饥荒。”
1961年，谢芳作为妇女代表团成员之一去日本访问，虽然不是北影的事，也不是电影的事，汪洋仍特意让北影著名摄影师给谢芳拍了照片，并冲印了很多，送给谢芳。因为汪洋知道，一般女演员出国都得发照片。
汪洋安排拍摄的谢芳肖像，成了一个经典，到处使用。到周恩来提出选自己的电影演员进行宣传的时候，22位明星照，谢芳用的就是汪洋安排拍摄的这张。
1963年，经周恩来钦点，谢芳和爱人从武汉调到北京。谢芳成了北影的演员，自此做了汪洋的部下，她感觉很幸福。甚至到拍摄电影《洪湖赤卫队》时，汪洋都还希望谢芳能够出演。
“在中国配得上‘电影事业家’的，只有汪洋”
田方、汪洋曾互为正副手，关系一直非常好
王希钟虽然因为创作电影《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两次获得“金鸡奖”的最佳造型奖，但普通观众更熟悉的还是1986年央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造型师，88岁的王希钟在北影寓所接受笔者采访时一再强调：“在中国，配得上‘电影事业家’的，只有汪洋。”谁给的“电影事业家”的称呼？是周恩来。王希钟说：“我亲耳听到周恩来在讲话里面说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电影献礼片搞了展映月。到了11月，在北京饭店举办庆功会，王希钟参加。他记得，周恩来在谈到培养方方面面的人才时说，既要培养艺术家、工程技术人员，还要培养更多的像汪洋同志这样的电影事业家。
因为这个称谓过去没有，王希钟和出席活动的北影人听了都很骄傲，他们觉得总理这样评价汪洋，也是北影所有人的光荣。王希钟和笔者说：“我印象特别深，永远记得。”
但会后不久跨入60年代，国家乱了，就没有人再想“培养电影事业家”这个事了。而汪洋这个电影事业家为什么会名至实归呢？
王希钟说：“他懂电影，不管艺术、技术，电影的方方面面至整个生产流程全懂。他对电影事业真是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对待。兢兢业业就是为了拍好电影。”
汪洋对电影的从业人员非常重视，无论导演、演员等主要创作人员，还是各个部门、各个工种。所以，在汪洋主持工作的年代，各个工作间都有几个拔尖的人撑得住。他支持名导演，培养年轻的刘晓庆、张金玲、李秀明、黄健中的故事，都被说了很多遍。王希钟说，哪怕一个漆工、雕工，汪洋都非常关心。
王希钟说：“一次，摄影棚外走廊里，一个木匠出身的雕工在做一件石雕，汪洋就在那儿集中精力盯着师傅弄。工人一边做，他一边咂吧着嘴道：‘好，很好！’如果不是真爱，一个大厂长，还欣赏工人干活？”
王希钟记得，汪洋审片的时候，从来不放过一个细节。一次，不记得什么电影了，汪洋说：“那门关的时候怎么那么轻？是用三合板还是五合板做的？要重拍一下。”另一次，演员在楼梯上走，楼梯还有丝微的颤动，这都逃不过汪洋的眼。
化妆就怕看着穿帮了，解放军的脸涂厚一点，汪洋看出来，就得重拍。笔者问：“有没有哪一部戏是你造型问题被汪洋看出来不对，重拍的？”王希钟说：“当然有，还很多。”笔者追问：“有10部吗？”王希钟果断地说：“有。”
王希钟在北影拍的第一部戏是《吕梁英雄》，限于条件，毛病很多。那时给演员粘胡子用的是纤维长一点的羊毛线，梳开后再烫直。浦克在《吕梁英雄》里演农民，今天粘得多了，明天粘得少了，所以样片出来胡子一会儿一个样，穿帮很多。
王希钟刚进北影，田方是厂长，汪洋是副厂长。后来，汪洋是厂长，田方是副厂长。但是在北影人眼里，两个人都不计较谁是一把手。工作有分工，关系非常好，一直到田方去世。黄健中说：“汪洋跟田方两个人相得益彰。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坐在毛主席旁边的，男的就是田方，女的就是陈波儿。”
笔者：“他俩性格上或者工作作风上有什么不同吗？”
王希钟说：“表面上看，田方比较稳，工作也好，思考问题也好。而汪洋热情、豪爽、大嗓门。他上台做报告，有感召力，有号召力！”
田方去世后，他的妻子、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很无助，汪洋给了于蓝最有力的帮助。甚至于蓝因乳腺癌做手术，当她从病床上清醒过来，看到的第一人就是汪洋。汪洋说：“好好保重，我是替老田尽责！”
汪洋把房子借给李凖来写剧本
“北二代”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管虎、张扬等也都很杰出
北京西四寿壁胡同2号院整个大北房都分配给汪洋和家人居住，最多时房子有十一间。据说，这个四合院在解放前为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拥有。解放后成了公产，住了很多户。文化系统的领导陈荒煤也曾和汪洋住在这里。
汪洋的长女汪林立就随父母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从最快乐的日子，到全家最黑暗的日子，一直到“文革”结束，汪林立也生了孩子。汪林立记得，家里有七个孩子，一张床要睡四个人。汪林立的女儿告诉笔者：“我能记得自己三四岁了，姥爷抱着我在小院里的情景。”
“文革”中汪洋成了黑帮，北影就把红卫兵一个个安排到四合院来，汪洋家就压缩成四五间了。虽然小了，但是院子好几进，比较深，所以特别安静。
为了能出好剧本，汪洋把房子借给剧作家李凖来写作用，自己则住北影办公室。在汪洋的家里，李凖创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和根据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的剧本。汪林立记得，剧本《女贼》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支持名家，也不忘记无名小辈。汪林立说，北影厂的水暖工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瞧这一家子》。把剧本给到汪洋手里，汪洋觉得挺有生活质感的。那时王好为、李晨声喜欢拍北京市民生活，就让他俩看剧本，他们觉得不错就加工投拍了。汪林立说：“我爸完全不会因为出自工人之手，就不用人家的剧本。”
汪洋33岁当了北影厂长，在他经营下，北影很快成了一块肥沃的可以滋养艺术成长的土壤。黄健中告诉笔者：“我1960年进北影时，汪洋才44岁。那时，凌子风、张水华、成荫都40多岁。他们经历过了上海的电影，也经历了战争，都年富力强，最有创造力。”
黄健中说，北影不只老一代好，在北影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大牌导演、演员也是最多的。从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到管虎、张扬等，从葛优、陈佩斯到更年轻的，最少有十来个北影第二代都很杰出的。其中，陈凯歌、田壮壮是这代人的代表。所以，北影人永远爱北影。
而今，作为电影制片厂，北影厂合并到中影集团，黄健中觉得，由汪洋缔造的“北影”金字招牌虽在，但作为一个单位已名存实亡了。
1998年12月28日，汪洋走完了自己辉煌的电影人生。去世前，汪洋给老伴准备了照片，因为妻子得了肝癌。可汪洋摔了一跤躺进医院治疗，时间不长就心衰、肺衰，刚82岁。半年后，妻子也走了。汪林立的女儿说：“我姥姥特别有毅力，不觉得自己有病，对生活非常乐观。但姥爷一走，她精神没有了支撑，很快就走了……”
说起汪洋，所有老北影人都遗憾地说：“这样的人很难再有。”
黄健中说：“凡是跟汪洋工作过，无论同代人还是晚辈，对他都极其敬仰。汪洋的人格魅力，在北影是数一数二的，说他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当之无愧！”
老照片提供/
汪林立
标题题字/
祖绍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