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的10月，从美国分州计票的选举团制度和基层催票力度的角度来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其实已经基本胜算在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不过，从共和党候选人竞选之初，特朗普的选举的意义就不在于最终的胜负，而在于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内部困境的楬櫫，我称之为“特朗普恶症”。这种恶性病症，其实自美国独立之始，就或多或少在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或隐或现，最后在2015年，它以一个讽刺漫画角色般的形式——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写于1964年的政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妄想风格》中的论述，如今仍然回响在特朗普的竞选中。事实上，美国的诞生就与政治偏执有关。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茶叶法案》实际上通过减税而降低了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而不是增税，但是此举却引发了革命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后， 反共济会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反犹主义、反新政主义、麦卡锡主义等等此起彼伏，一次一次地展示了偏执妄想乃至阴谋论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巨大吸引力。
特朗普依靠茶党运动跃至美国政治的舞台，依靠的恰恰就是偏执妄想。特朗普曾经是“奥巴马国籍阴谋论” 的最高调的支持者，通过不断地质疑奥巴马的美国人身份，他成为茶党眼中的单枪匹马反抗媒体以及伊斯兰教阴谋的英雄。事实上，茶党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论集散地，从穆斯林兄弟会渗入美国的谣言到医疗改革背后的共产主义，从班加西真相调查到气候变暖阴谋论，茶党一直就依靠着右翼媒体对阴谋论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来延续人气。而在这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则将自己捕风捉影、制造阴谋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宣称自己曾目睹众多美国穆斯林庆祝“9·11”事件，号称墨西哥政府有计划地把犯罪分子移民至美国，质疑美国经济数据是伪造的等等，一次一次地抓住了媒体以及他的支持者的眼球。
但是阴谋论的盛行，不能仅仅归结为个别政治人物的手腕高超。只要一个民主社会仍然允许言论自由，信息和反信息（misinformation）都会各自有其市场，阴谋论就不会彻底消匿。但是，如果反信息盖过了信息，民主体制就有可能会暂时陷入危机。因为民主的说服过程本身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渲染阴谋论的政客可以在这个说服过程完成之前获得短期的政治回报。比如，在2004年，还有近半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曾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与此类似，在2012年的一个民调中，最高时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共和党人相信奥巴马的出生地可能不在美国（见“Do Facts Matter? 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0.4）。当然，大多数美国人最终都放弃了这两种反信息，但是在此过程完成之前，小布什依靠伊战的反信息赢得了2004年的选举，而特朗普则依靠造谣奥巴马的出生地而从一个房产大亨一跃变成了政论明星。
美国民主的优势之一正在于，由于有言论自由，信息总是能够在整个社会层面战胜反信息。阴谋论虽然可以兴盛一时，却最终将退入历史的注脚之中。对政客来说，散布反信息或者阴谋论，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支持率上升，却可能要承担终极的政治后果。比如，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谣言，就导致了与伊战紧密相关的政客通通被彻底逐出了美国政坛（如切尼、莱斯、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等人）。他们无法再寻求公职，其他共和党人和主流媒体也纷纷避之若浼。可以想见，特朗普会和另一个以造谣取胜的前副总统竞选人莎拉·佩林一样，最终淡出美国政坛。但是这样一个周期，不免有时会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在当下的美国，这个代价就是美国政治话语开始陷入族裔政治的漩涡之中。
中国有一句老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表达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建立于族群身份之上的一种偏执妄想：“只要不是和我一个族群的政治人物，那么他就一定别有阴谋。”换句话说，族裔政治就是要把族群界限和政治利益界限之间画上等号，试图用族裔差异来彻底代替政策差异作为民主选举的基础。如果我们追问，究竟哪些人是特朗普的选民？那么他论调中强烈的族裔政治色彩，就彰显无遗。他在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中的支持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他的票仓则是以中下层白人为主的中西部、南部诸州。当三K党人物公开对特朗普表示支持之时，特朗普却在媒体上拒绝撇清干系，甚至向三K党的支持者暗中示好。
族裔政治不是完全没有其正当性，特别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来说。但是当占人口多数的族群操纵族裔政治时，这种政治话语的背后其实就赤裸裸地变成了“我们 vs 他们”的思维逻辑：“‘我们’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他们’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种种问题，是由无数复杂的历史遗留和实际情况合力造成的，不能简单地用“我们 vs 他们”的逻辑来理解。很多白人会嫌弃非裔自己不努力工作而总是依赖社会福利，就此认为白人作为一个优等族裔高于非裔。但实际情况是，非裔自黑奴解放后就处于社会底层，并缺乏教育，这种状态又在种族隔离时代得到延续。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弱，使得非裔自己很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全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里面还牵涉美国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化、制造业工作的外迁等等异常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是需要有能够清晰地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的政客，而以操纵族裔政治为生的政客，正是要一口否认这种复杂性。族裔政治最终动摇的是美国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式的族裔政治的最大受害者，也许不是民主党，而是已经被族裔政治绑架了的共和党。在2015年共和党初选中，偏向温和派的杰布·布什和马可·卢比奥代表的是非族裔政治路线，与之相对，泰德·克鲁斯和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反对移民和仇视少数族裔的路线。虽然杰布·布什和卢比奥在选前被绝大部分政论家所看好，最终的胜负，却是在泰德·克鲁斯和特朗普之间产生。这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初选结果，宣告了共和党领导阶层希望把自己重新建立在重商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的联姻之上而非族裔政治之上的努力又一次惨败。特朗普的蹿升使得族裔政治在美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非传统右翼”（Alt-right）。“非传统右翼”的非传统性，就在于它拒绝将自己的保守主义基于传统的商业利益、宗教传统或者财政保守主义，而仅仅基于白人的身份认同。对传统的共和党政客，前三者是本，族裔身份认同只是一种催票的暂时手段；而“非传统右翼”正是要颠覆这种对族裔标签的工具性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族裔话语的政治动员能力。
特朗普的另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他虽然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实际上，他却无法被纳入任何一个共和党的政客类型之中。他并不要求平衡财政支出，所以不能算作财政保守主义者；他支持同性恋团体，连《新约》中篇章的名目也会念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他虽然是地产大亨，却大肆吹鼓损害商业团体利益的反移民政策，也不是一个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他反对美国海外驻军、羞辱越战老兵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嘲弄伊战阵亡士兵军属，完全与共和党鹰派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他的言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夸大其词甚至是谎话连篇，使得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言论中找出具有一致性的立场。事实上，即便是他异乎寻常强硬的反移民立场，也可以在一两天内剧烈地摇摆。
这种只在乎虚辞不在乎实质的演讲风格，正好可以诉诸底层老百姓。特朗普曾经在初选时大声呼喊“我就是喜爱缺乏教育的群体” 。在这种民粹主义视角之下，意识形态都是精英编造出来的面具，不管候选人是左是右，最后选举结果都是精英阶层获胜。唯一能够表示自己不属于精英阶层的方式，是彻底展现自己不受现有的意识形态束缚，换而言之，就是完全放弃自身立场的一致性。特朗普的演讲风格被描述成“想到啥说啥”，他的口无遮拦被当作“抵制政治正确”的标杆。而所谓“政治正确”，就是美国在长期政治过程中形成的对是非问题的政治共识。挑战“政治正确”，实际上就是以民粹主义来挑战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民粹主义的盛行又指向了美国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或弱点），那就是异常稳定的两党制以及在此之上的两极对立。如果特朗普一开始以一个民粹主义为基础的政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他就未必有能力挟持整个共和党的议程；如果桑德斯依靠某种形式的工党来竞选，他完全有可能在大选中战胜丑闻缠身的希拉里。两党制的好处在于会使美国政治有很强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坏处在于党派之争会远远大于党派合作，造成全国层面上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两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相互蓄意阻挠，导致底层选民对两党及其意识形态都充满了失望，而转向让人耳目新鲜的政治边缘人物，比如特朗普。
特朗普的个人修辞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粗俗简单，一个是以自售取胜。他使用的英语词汇基本停留在小学生都能理解的范围之内，从来没有复杂的句型句式；同时，他又擅长用这种“魔性的语言”不停地自我神化。在他的口中，他是最懂谈判的生意人、最虔诚的基督徒、最热忱的爱国者、最有能力的领导者、最强硬的鹰派、ISIS最惧怕的对手，甚至是最了解中国的政客。这两大特色将他与其他政客明确地划分开来，帮他在不满情绪弥漫于选民之间的时候，成功地打出了独树一帜的政治品牌。
然而，帮助他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的，却是各大媒体。在追求收视率的压力之下，特朗普越是大放厥词，越使得电视媒体有动力去不停地围绕他进行媒体轰炸。特朗普的政治对手需要花大价钱购买效率低下的政治广告，特朗普却坐享免费的、全天候的媒体注意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特朗普无时无刻不占据着电视中的新闻、政论以及脱口秀。这一点正反映出商业化的新闻媒体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追求轰动效应的前提下，媒体使得总统选举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了真人秀，而对公共政策的仔细讨论就逐渐在这种反复炒作中失焦而退居次席。当总统辩论都能退化成彻头彻尾的人身攻击时，媒体成了赢家，而美国公众却成了输家。
这个世界上当然并没有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们，“完美”多半是吹鼓出来的修辞，少有真实性的存在。退而求其次，一个能够自我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似乎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美国民主这辆大客车在2016年的这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开到了一个三岔口上。如果新总统可以开好这一班车、转好这一个弯，帮助美国政治重拾理性的政治话语、摒弃操纵族裔政治、弥合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么美国或许可以治愈自己的“特朗普恶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