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作为甄别赝品的手段，历来都是通过被鉴定器物同真品，特别是前文提及的“典范”物的比对，参考器物的使用信息是否符合史料记载和文化习惯来进行的，比较依赖于鉴定人的经验和眼光。现代科技昌明，诞生了碳14、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鉴定法，通过判定器物材料的年代来推断器物制成的年代。但是一来这些方法大都需要从被鉴定器物上提取一定的样本从而带来损害，二来对现代人用古材料制成的赝品鉴别能力不足，三来误差相对较大，而只能作为鉴定的辅助手段。
目前中国收藏文化的主要挑战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赝品制作和销售，而是所谓“国宝帮”。关于“国宝帮”在大众媒体上较为知名的一次事件，就是2013年7月在和朋友参观完冀宝斋博物馆之后，知名作家马伯庸在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记录了冀宝斋博物馆的“奇葩”展品，引发社会争论。对和收藏界比较疏离的社会公众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在媒体上接触到纷纷出来为冀宝斋博物馆“打抱不平”的“国宝帮”们。
作家马伯庸在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记录了冀宝斋博物馆的“奇葩”展品。
作家马伯庸在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记录了冀宝斋博物馆的“奇葩”展品。
“国宝帮”的核心是一些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定资本的富豪。这些富豪往往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开展收藏活动，此时收藏市场上已经充斥着作伪而生的赝品；而这些富豪和更早进入收藏市场的收藏家不同，他们往往不具备收藏的知识，其收藏也不是为了实现精神层面的超越，而是希望通过收藏和建立非国有博物馆，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虽然他们购买的都是赝品，但是为了实现目标，他们会收买鉴定人、收买舆论媒体甚至成立伪学术组织来给自己收藏的赝品“洗白”，营造出自己的收藏不是赝品而是“国宝”的假象，所以又被戏称为“国宝帮”。
从对非国有博物馆设立的情况也可看出，上个世纪末以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为首的非国有博物馆多是收藏家个人以一己之力创办；而近来则多为富豪依托于自己的企业或者资本集团来创办，庶几可以说明收藏市场主体的变迁。
从社会的角度看，收藏作为权力象征的行为符号依然在发挥作用，决定何物能被收藏、进而又如何被诠释、如何进入公共知识体系，则是收藏作为权力的具体表现。而获取收藏品的主要来源——收藏市场和地下埋藏，则作为目前各种权力集团的角力场，体现出光怪陆离的幻象，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社会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和冲突，则更像是难解的谜团，萦绕在收藏周围难以退散。
参考资料：
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
牛临贞《中国书画赝品的现象学研究》
陈肇庆《文物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
龚德才《青铜文物复制常用的作伪方法》
吴瀛，《故宫盗宝案真相》
杨军《汴京大相国寺：北宋的书画交易市场》，http://www.cssn.cn/ysx/ysx_ycjx/201403/t20140319_1035675_1.shtml
金运昌，《摹本王羲之<平安帖>或出自宋代王诜》，http://news.163.com/10/1105/10/6KNIT2CM00014AED.html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物报新媒体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