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至卷八，济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币五千六百元买了来送给我。
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样。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
胡适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正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当尽快彻查补正。
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长期以来，除了明确评定为“善本”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胡适藏书的“录外品”才会悄然入展，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
4
蔡元培转赠《尊闻录》
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格外引人注目。《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录》，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信文转录如下：“适之先生大鉴：承赐大蟹，拜领，谢谢。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今补奉，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请詹存。专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尊闻录》，《胡适藏书目录》上失载；而书中所夹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亦未载，《胡适日记》中也未提及，可谓一书引出多般“佚文”与“逸闻”来了。
查《胡适日记》可知，蔡函写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此外，因马君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蔡、胡二人也正在为其“善后”。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房子为上海校舍，定约五年，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久未得应，遂告上法庭。《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