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于上海家中，距今已过去整整80年。
鲁迅去世时仅56岁，而他的二弟周作人活了82岁，三弟周建人活了96岁，鲁迅的母亲亦享年86岁，相比之下，鲁迅堪称短寿。
在鲁迅日记中，常有生病、吃药内容，最多是1936年，267天中，121天涉病，其次是1932年，366天日记中108天涉病。自1930年后，鲁迅日记中每年涉病日期基本不低于60天，而1920年至1924年间，每年涉病日期亦基本在40天以上（1922年除外，因该年日记失落，仅存47天）。可见鲁迅身体一直不太好。
对于鲁迅早逝，其亲友均深感意外。当时中日即将爆发全面战争，而鲁迅最后一任主治医又是日本人须藤五百三，故“鲁迅被日本医生暗杀”一说不胫而走。1949年后，周建人、周海婴（鲁迅的独子）均曾撰文提出疑点。
1984年2月22日，上海市组织“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经医学专家认定，鲁迅死于气胸（指气体进入胸膜腔，造成积气状态，属肺科急症之一，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及时处理可治愈），而非以往认定的肺结核，而须藤医生在《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已明确说“谅已引起所谓‘气胸’”。
可见，须藤断症准确，但他采取的治疗方法却匪夷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暗杀的嫌疑。
临去世前还在吸烟
据须藤后来所写《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披露，鲁迅七八岁起牙就不好，因龋齿夜难成寐，二十二三岁时“大半牙齿便已缺损”，“食量不及常人一半，而且生来不知饥饿和美味”，故“筋肉薄弱……净体重从未超过40公斤”。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也有“牙龈肿胀，三天三夜饮食未进”的原因。
留日期间，鲁迅养成吸烟的恶习。据鲁迅晚年医档记载，他“吸烟史33年，每天约50支，55岁减至每天15支”。
鲁迅多次想戒烟，1925年9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止吸烟、禁止喝酒，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可到11月，鲁迅又写信告诉徐钦文：“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鲁迅和许广平谈恋爱期间曾有戒烟打算，却未成功，他懊恼地写道：“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薄弱，总是戒不掉。”
鲁迅曾想让许广平管住他，但许也吸烟。二人婚后交流不多，每晚许广平临睡前，鲁迅会陪她，并问：“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聊些家常后，鲁迅会再问：“我再抽一支好吗？”而此时许已睡着了。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曾写道：“他（指鲁迅）嘲笑戏谑的时候，诙谐百出，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
鲁迅49岁时已“牙齿全脱”，后因肺病日渐严重，在医生苦劝下，鲁迅减少吸烟，可1936年10月18日（即去世前一天），内山完造却看到鲁迅“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
鲁迅并不“亲日”
鲁迅曾在日本学医，日记中常用外文记录西药名，几无拼写错误。
鲁迅接触过的日医有池田由友、山本忠孝、久米治彦、顿宫宽、吉田笃二、高桥淳三、高山章三、古屋次郎、增田忠达、坪井芳治、樋口良平、冈本繁、滨之上信隆、秋天康世、菅又吉、今村九一郎、妹尾唯治、松井胜冬、奥田爱三、田岛护士等。
有人讥讽鲁迅“亲日”，说他“有病总去日本医院”，其实鲁迅也是不得已。当时专业西医中，日医价格最廉，鲁迅曾写信向友人推荐须藤五百三，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
鲁迅晚年得子，周海婴幼儿时体弱，以1929年6月为例，鲁迅“同广平携海婴到篠崎医院”10次，平均三天一次，还不算医生上门诊治。同年9月，鲁迅在信中抱怨说：“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
就诊于日医，既无语言障碍，且省花销，但鲁迅与日本文人交往多有不快。
1935年6月，日本名作家长与善郎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面，鲁迅开玩笑说看到商店里陈列的棺材就想爬进去，没想到长与回国后撰文称鲁迅心理“凶险、阴暗”，鲁迅极为不满。
1935年10月，内山完造又介绍日本著名艺术史家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见面，野口说：“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不同意，野口回国后也撰文歪曲鲁迅，鲁迅生气地写道：“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
1936年5月，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笃拜见鲁迅，据武者记载，鲁迅“话不多，很和气”。可见鲁迅在刻意回避。
须藤是个什么人
至于须藤五百三，其父是杂货商或和服商，须藤的几位堂兄弟曾在上海经商。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4年后毕业，不久加入日本陆军，曾在朝鲜驻扎，1918年退役，时军阶已相当于中校。
1918年，可能是因其堂兄在上海经商成功，须藤也到上海来开医院，须藤爱看书，有时一个月会从内山书店购入七八百日元的书。
鲁迅结识须藤，可能是内山完造介绍的，须藤与内山出生地很近，同属冈山县，距离仅有30公里，但二人关系似乎不甚密切，内山完造的弟媳内山松藻便不去须藤医院看病。
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仅隔2.4公里，往来方便。
须藤五百三曾给周海婴治病，据他称，海婴4岁起常“支气管喘息”，“（鲁迅）先生也很苦闷，回答说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好”，在须藤治疗下，海婴恢复了健康。所以自1932年起，鲁迅专用须藤，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鲁迅请须藤看病达150次以上。
1932年，有人指出须藤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该会由退役军人组成，有侵华倾向。周建人曾建议鲁迅换个医生，鲁迅说：“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视须藤为学长，二人一直聊得很投机。冯雪峰曾说，鲁迅非常精明，对与生命相关的事会反复考虑。从结果看，鲁迅选择了“用人不疑”。
D医生突然闯了进来
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极感惊讶，他此前从未发过此病，怎么会50多岁才得？
鲁迅卧床一个多月，惊动了宋庆龄，在宋授意下，1936年5月，鲁迅的好友、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不经鲁迅同意，直接带“D医生”登门给鲁迅看病。
“D医生”是美国人，名托马斯·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茅盾充任翻译，邓恩表示鲁迅情况很严重，恐怕一年都坚持不了，史沫特莱潸然泪下。邓恩表示，鲁迅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须藤不以为然，延后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给鲁迅抽了肋膜积水，鲁迅病情迅速好转）。
邓恩表示，如调理好，鲁迅至少还能活10年，他建议鲁迅去日本休养一段时间。鲁迅曾认真考虑过此意见，他说：“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病）就会好得多。”冯雪峰登门时，见鲁迅桌上放着日本旅游手册。
恰在此时，鲁迅昔日学生李秉中登门拜访，李后来从军，毕业于黄埔军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来劝鲁迅出国，表示这样就可以取消当年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不肯承认所谓的“通缉令”，且担心出国后谣言横行，最终取消了疗养计划。
茅盾曾问邓恩是否需要给鲁迅拍个X光片，邓恩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
鲁迅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可生了病，仍然只找须藤，因鲁迅不懂英语，此外顾及须藤的感受。
最后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再度气喘，忙请内山完造去找须藤，须藤仍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便回家了，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从鲁迅的X光片判断，鲁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发气胸，可能3月时便破裂过一次，造成气喘，好在当时破裂的肺泡不大，经调养得以康复，可X光片表明，在鲁迅左肺中有一个更大的肺泡，正是该肺泡破裂，其中空气压迫肺和心脏，将鲁迅先生活活憋死。
面对这一情况，只需及时抽出肋间积液即可，用周海婴的话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须藤曾是军医，当时日本军队流行肺结核，须藤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离奇的是，应鲁迅治丧委员会之请，须藤后来补写了一部分鲁迅病情，这时他才称他早就判断出“气胸”，此外，还将为鲁迅抽肋间积液的时间提前，似乎是未经邓恩诊疗，他已经这么做了。
不应忽略两个因素：首先，须藤毕业后无长期专业培训的经历；其次，须藤所学是德国诊疗体系，重视整体判断，在重视专科的美英医生看来，可能专业度不够。
对于鲁迅之死，日方学者多认为须藤无责任，而中方学者多认为须藤严重误诊，不排除有暗杀鲁迅的想法。
鲁迅之死未给须藤带来直接利益，但日据时期，须藤医院生意不错，1939年时每日患者数达140到170人，须藤午前看病，午后2点出诊，5点左右回来，晚饭后还要看病。
战争结束后，须藤回家乡执业，去世前一年，乡里开“须藤老医盛赞会”对他表达谢意，1959年，须藤死于胃癌，终年83岁。
虽有疑点，可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能证明须藤暗害过鲁迅，对于当事人的说法，不宜尽信。
历史从来如此，许多事没有答案，只能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