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就是确保债务人的权利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目的是“遏止人民的贫困化”;1938年更是以法律的名义废除成千上万的债务。“恶意的债权人”有时被当作“德国人民的败类”而予以严惩。那时被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曾有言:“如果她最贫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诚的人民,德国将是最强大的。”戈林也放言:“房屋的所有者如果冷酷地和毫无顾忌地让贫困的人民无家可归,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失去国家的保护。”(第12页)纳粹党各省部头目反对官僚作风,声称要贴近人民大众,要求公务员“既要不辞劳苦,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才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思想”。
希特勒上台时有六百万失业者,他许诺“工作,工作,再工作”,为此进行巨额贷款,开展各种事业,特别是军工,扩军备战,战前可说达到了充分就业。纳粹深刻理解大抓民生的意义,首创性地提出“休假”,使休息日增加了一倍,并开始发展大众旅游,十四天的德国全境游只要四十至八十帝国马克。
希特勒甚至还提出“全民汽车化”,于是“大众汽车”应运而生。面对世界市场和气候的不确定性,确立和采取了许多保护农民的制度和措施。今天欧盟的农业制度、道路交通规则、强制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亦即自然保护的基础都来自那个时代。纳粹确立了养老金计划,让年老和贫穷不再是同义语,“使老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职业的同胞没有明显的差别”,联邦德国持续并发展了这一制度。
该书作者认为,纳粹追求德国人民内部的平等,提倡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并没有去发扬普鲁士的臣民精神。较之魏玛共和国时代,它更多限制了垂直型的决策模式,并朝着横向型现代决策模式迈步。
全民公决,1935年1月萨尔重回德国;同时德国军队开进非军事区莱茵兰,从而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继而退出国联。在国际上受到谴责,可在国内却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1938年进而吞并奥地利,德国人认为这是实现了1848年革命的理想,把希特勒看成是实现民族统一的伟大英雄。当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高声宣称:“我们先人九十年前为之奋斗和流血的事业,而今终于完成了!”整个民族都为之欢呼雀跃。
纳粹掌权的初始阶段,一直实施外紧内松的政策。1937年盖世太保把行政人员计算在内不足七千人,要监视六千万人。绝大多数的人是根本用不着监视的。希特勒上台伊始便以霹雳手段镇压反对派,在这最初的恐怖之后,直至1936年底,也就是集中营建立了近四年之后,也只关押了四千七百六十一人,这当中还包括刑事犯和酗酒者。
纳粹要在德国人内部建立“人民共同体”,希望开创这样一个环境:使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职业选择和社会声望尽可能少地受社会出身的影响。在经历了内战、阶级斗争和政党倾轧的时代后,这样的“共同体”抑或“大家庭”来得正逢其时。它很快便超越了狭隘的政党界限,动摇了德国内部反对派的基础。墨索里尼将其称为“民主极权主义”。
纳粹宣传,一战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给了“背后一刀”,破坏了内部团结。他们反对犹太人是为了自卫。“世界犹太人集团”正以三重身份征服世界:“一是犹太人,二是与犹太人勾结的财阀,三是犹太化布尔什维克。”为掠夺、剥夺和残杀犹太人大造舆论。首先给犹太人戴上“人民的异类”和“人民的敌人”的帽子,然后百般刁难他们,致使他们“被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交出财产和产业,完成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或者说“国有化”的进程。到了1938年,对延误者对抗者就开始使用暴力了。纳粹的财政专家们竭泽而渔,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又想出“犹太人赎罪金”的怪招,为缴纳赎罪金,犹太人出卖住房、证券和公债。这十亿帝国马克的赎罪金转化成全民所有,全体德意志人所有,“用于所有德国民众的福祉”。纳粹得意洋洋地说:“赎罪金法规在民众中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