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今天（11月12日），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完长达1231页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终于松了口气。
东京审判对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三人来说是人生的“辉煌”，也是他们命运各异的交会点。他们因各自的不同经历跟法律结缘，又因某种关联相遇。
在东京，他们的人生交会在一起。然后各自赶路，彼此遥不可及。
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
梅汝璈(1904-1973)当时任中国法官、向哲濬(1892-1987)任中国检察官、倪征燠(1906-2003)为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
学法律，三人各有不同初衷
在成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检察官代表前，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三人的法律之路都颇为传奇，去美国留学那是他们的基本标配。
不久前，“东京审判暨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开庭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芷江进行，他们的子女向记者讲述了父辈们的往事。
倪乃先记得父亲晚年看完《玉堂春》便找到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溍(清史专家)，“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目前这《玉堂春》案卷在哪里?”朱家溍跟他是北京昆曲社曲友，很惊讶，他告诉倪征燠，这个案卷在台湾。倪征燠是苏州人，六岁时，去了上海叔叔家，恰巧碰上“华洋案件”的审判。当时外国领事跟中国官员对案件产生分歧，他们藐视中国官员，当庭将朝珠扯了下来。这事发生后，上海出现大规模罢市罢课。倪征燠目睹这番场景，从那时他就知道中国根本没有司法独立，这也坚定了他学法的决心。1928年，他从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直接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法律。“很多人不知道他一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因为他很有计划，在东吴大学就修了很多学分，斯坦福大学是承认这些学分的。”
“我父亲比梅汝璈和倪征燠大十几岁，他的经历又有些不同。”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出生在湖南宁乡，在长沙修业中学上学时，一次爱国群众大会上，代数老师徐特立断指上书，写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向哲濬深受感染。他上中学二年级时，以庚子赔款开办的游美肄业馆初次向全国招生，向哲濬为了参加考试把名字“哲文”改成了“哲濬”。“因为《尚书》里面有一句话‘濬哲文明’。”他在游美肄业馆读了7年进入耶鲁大学读文学，在美国期间向哲濬被推选为留美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签订很多丧权辱国条约，他在美国得到消息，和查良钊一起被推选为代表，发起爱国运动。
较之于倪征燠和向哲濬的经历，梅汝璈显得含蓄很多。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梅汝璈小学期间读了很多剑侠小说，竟留言出走，声称要去拜峨眉山老道为师。结果路上钱被偷走，他只好回来。这件事情还曾一度成为“笑话”。但经此一事，梅汝璈发奋读书，12岁考上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大概到了美国后，法学专业是热门或者他已经有某种意识一定要学法律吧。”梅小璈并不知道父亲学法的初衷，可父亲的这些趣事和“剑侠情结”多少跟公平正义有关。
“有准备”的相遇在东京审判
中国政府要派出法官、检察官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们仨谁也没想到会是自己。在此之前，三人的交集像三角形，梅汝璈是向哲濬的清华师弟，倪征燠又跟向哲濬两度同事，与其说参加东京审判两年半的“并肩作战”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各自有准备的相遇。
向隆万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时知晓，选人要求严格：“有英美法背景，英文要非常流利”。向哲濬学成回国到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20多年间，积累了很多经验。刚开始那几年，他在北大当英语讲师，北京交通大学任教授教国际公法。任教北大时，学校成立“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的临时机构，他当秘书。因为他英语好，专业出众，深得当时法学界权威王宠惠赏识。后来，国民政府成立，王出任司法院院长，向哲濬随其南下到南京任司法部秘书，兼任“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委员。
“我父亲一介书生去当中国法官确实有点奇怪，很多人疑惑，蒋介石到底重视这次审判还是不重视。”梅小璈并没觉得父亲特别。梅汝璈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教英美法，“他在这期间写了很多法学文章，还翻译了不少书籍，在法学界是小有名气的。”1934年，他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理论知识很充分，唯独缺少一线司法经验。向隆万母亲周芳的回忆录中提到：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必须有一线经验，但梅汝璈一直在学校教书。于是向哲濬委托在新疆的陶峙岳将军将梅汝璈任命为法官，就这样，梅汝璈也符合了法官选人条件。
“我父亲是向哲濬搬过去的‘救兵’，我记得那是1946年的冬天，我父亲刚从美国考察司法回来，家人刚聚到一起没几个月，就接到他的信，父亲加入时已经进入开庭的第二阶段了。”倪征燠出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时，倪乃先5岁。倪征燠虽然是他们仨中最小的，可他见过很多“大世面”。他当过教授、律师，在南京司法部工作，做过上海特区地方推事，还在重庆担任过地方法院院长。此外，他去美国考察司法一年里，游历了美国大小法庭，甚至还列席法官席参加开庭，对英美法程序和诘问技巧非常熟悉。“他的任务就是找到战犯板垣和土肥原贤二侵略中国的证据。”
梅汝璈和向哲濬落寞离世
“东京审判”像他们仨的人生分水岭，梅汝璈和向哲濬在随后的时代变革里落寞离世。
梅小璈和父亲之间相差了“两代人”的年龄。“我唯一记得跟父亲有关的一件小事是看完《西游记》小人书时，那时我家住北京顶银胡同的平房，房子太旧，房管局就在屋内中心处加了立柱，我非得说那是定海神针。”但第二天他醒来一看，这根柱子刷成白色，上面写了“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他才发现父亲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在梅小璈记忆中，父亲不洋派，可他留下的50天日记里，记录他和母亲结婚一周年时却很浪漫：“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梅汝璈1949年底到北京做外交部顾问，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没有实质性职务，研究文件，做翻译。这时候，他开始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回忆录，可一半还没完成，就被政治运动阻断，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之后他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便生病辞世。”
向哲濬归国后，当时国民政府让他去做司法院大法官，连去广州、台湾的机票都给他准备好了，可他断然拒绝。反而接受私立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教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课程。不过当时法律系已经渐渐不吃香了，他所在的学校也没给他排课，忙碌了一辈子的人突然闲下来，他觉得不安。那时尼赫鲁访华，他便邀上几位好友翻译了《印度的发现》。“他的后半生似乎也跟法律无缘，1960年去上海财经大学当了英语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向隆万虽对父亲后半辈子的境遇遗憾，但他庆幸跟父亲的交集也在这段平静的岁月里，他西安交大数学系毕业留校，想学英语，父亲给他寄了一套影印的英国人编写的基础英语，“我翻译成中文，父亲用红笔批改，这么往复，我英语进步飞快，后来还能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晚年的向哲濬因为手术后遗症失聪，但他仍然没让自己闲着，他买了很多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免费发给学生、邻居甚至是邮递员。他夫人周芳的回忆录里提到，他邻居唐启坤读完初一，停课在家，他得知此事，主动教她英语。没有教材，他每周拿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教。这女孩后来到农村插队，他还鼓励人家别放弃，买了书籍和练习本送给她，甚至在病床上给她批改作文，后来这女孩也去了美国留学，做了英语教师。“我父亲是1987年病逝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留下东京审判的文字。”
倪征燠“归队”79岁任国际法官
倪乃先觉得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计划。
倪征燠回国后就入东吴大学教法学，碰上上海17所大学合并，他担任联合办事处副主任，跟“法”越来越远。当他被调入同济大学当图书馆主任时，连校长都调侃他，说他是学校里唯一的法学教授。但他很快通过上俄语广播学校、请朋友和白俄老师到家中教学开始学习俄语，花了两年时间通过考试。别人觉得没他用武之地时，他能教大一俄语。
“1956年4月20日，那天是父亲的转折，外交部有案子涉及日本的国际司法问题，外交调解委员会需要增援想到了他。”那天，倪征燠在食堂吃饭，人事部找到他说调令下来了，让他去北京外交部，“他回家后说要马上动身，还让我们猜去哪个单位，我和我母亲都猜是司法部，结果他狡黠一笑说是外交部。”这次，他算“归队”。
“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他觉得自己也会下放，还跟我们讨论我母亲跟他去还是留北京。到了9月，外交部长乔冠华跟他说，过了国庆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要他做准备。”这时候，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到最后，老同志都说他就是“字典”。那时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深夜，也没有找到。这时候，有人想起他，他说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结果还真在里面。1972年2月，倪乃先还在休产假，他突然拿了护照的照片收据给她看，“他是留用人员，他拿护照我觉得不可思议，可他真的去纽约参加了国际海洋法会议。”这些消息对倪乃先来说还不算太劲爆，当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倪征燠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任命时，她才诧异，“那时，他79岁了。”
倪征燠在海牙一待就是9年，他起草过尼加拉瓜控诉美国侵占边境的判决书，参与了利比亚在英国上空炸美国飞机等案件。在海牙，他跟荷兰不同阶层的华人关系都很好，碰到大使馆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从中当“和事佬”。“他也有好些毛病让我恼火，那时春节期间在海牙，华人喜欢舞狮，请他点睛，他也高兴，可点完之后人家塞一红包放他兜里，他一开始没发现，回来后大声说‘我是法官怎能收人钱呢’，硬是让我给退回去了。”
“我父亲从海牙国际法院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所以，他算这仨人中一生没离开‘法’的人了。”
潇湘晨报记者伍婷婷 实习生姜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