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们带走上校62号，把他移往拉伊斯科，显然不让他有机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上校62号是个勇敢的人。
我们的组织持续成长。我与我的朋友59号一起招募了上校23号、中校24号，以及一些新人。
我们的组织仰赖两大部门，这两个部门好比是我们组织的支柱：医院与工作分配处。
如果我们的伙伴有人需要室内的工作，或者有人的身体快“撑不住”，急需调离所属的工作小队，或者我们必须将网络扩充到某个工作小队，那么我们会去找医官2号，对他说：“德吉昂科，某人明天会来找你，你必须留他在医院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顺利把某个成员送进医院（监督员通常会忘了有这个人，因为被送进医院的人几乎是九死一生，不会再回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找担任工作分配员的68号，对他说：“给我们一张纸卡，让某某人能到某某工作小队去。”
我们准备借由这种方式协助25号与44号脱逃。这两个人都是一流人才，都因为持有武器而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罪证确凿，因此一定会被枪决。唯一的问题是政治部的格拉伯纳何时会注意到这两人的案子。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活着。
44号为党卫军绘制肖像，因此他的枪决很可能延后执行，然而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44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为高层画肖像，因此得到食物作为报酬，他把这些食物分给别人。
1942年2月，我们使用上述方法把25号送到鱼池旁的哈门斯工作小队。鱼池距离集中营有数千米远，在那里工作的犯人都直接在那儿住下。之后，到了5月，44号同志也被派到该地。他抵达当天就向25号传达我的命令：不用等待，立刻“离营”。于是两人“采取行动”。他们从临时营房的窗户逃出，带着我的报告回到华沙。
与党卫军斗智斗勇
我们已经接管所有的工作小队，但还有一个我们未能渗透。终于，（1942年）2月，我结束工作之后，很晚才回到集中营。抵达营区时，我从61号口中得知，68号已经打探好了，党卫军驻守部队的无线电站需要两名制图人员，已经决定找他，也就是61号，以及我们的前指挥官113号担任。
过了一两天，我们发现113号的手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把他转到党卫军的马铃薯工作小队，确保他的饮食能获得改善，由我代替他前往无线电站。我与61号在无线电站工作了几个星期，对那里的状况作了评估。我们平日除了在党卫军无线电站工作，还得额外进行训练课程。在77号的协助下，我偷到了无线电站的一些料件，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想偷这些东西，但没成功。我们用的是囚犯能接触到的备料。
就这样，七个月后，我们终于组装了自己的发报机。少尉4号特别选在党卫军最不想涉足的地方组装这台机器。直到1942年秋，成员中有人走漏了消息，这才迫使我们不得不拆掉机器。
我们对外发送了各项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又由其他发报站发送出去。我们提到新来者的数量与集中营的死亡人数，以及囚犯的实际状况。
当局简直要发疯了，他们到处搜寻，拆掉了一号工业仓库工厂与库房地板。我们不是经常发送消息，而且时间也不固定，要发现我们并不容易。
我们收到从自由世界送来的医药与治疗斑疹伤寒的药剂；一方面，我们有医官2号治疗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仰赖59号。我的朋友59号是个有趣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脸上总“带着微笑”，而他经手过的事，也总是顺利过关。希姆莱到集中营视察时，59号是第六区（旧分区）的区长，他受命向人人望之生畏的希姆莱进行报告。当重要的日子来临，希姆莱走进营舍，59号站在他前面……不发一语……然后微笑，希姆莱也笑了。当天他能够保住性命，可能是因为希姆莱旁边还跟着两个有头有脸的平民绅士。或许希姆莱温和对待囚犯是为了做宣传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