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基金会主任8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由相关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在此视角下，假定技术外生于生产过程，简单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呈现多面性。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精英很清楚，中国人口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2011年1月20日，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他们(中国)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另一方面，出于对价值观的维护，西方对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堕胎和结扎现象，表达了批评，这点尤其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反应上。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理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表述，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众人物的强烈批评。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这个本可大肆炒作的议题，西方政府、媒体乃至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政策基本是三缄其口。西方对人口议题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态度上。该机构最初由美国主导成立，很长时间里，其大半资金由美国提供。但里根、布什和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停止对基金会的捐赠，理由是其项目涉及中国、秘鲁等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为此，美国和联合国还派遣团队来中国调查，最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在美国停止对基金会捐助时，欧洲国家填补了美国的空缺，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人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Americans for UNFPA)也通过私人捐助来补偿基金会的损失。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恢复对基金会的资助。美国政府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态度的反复，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或政治人物的理念。
西方本身是多元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应以单一动机为假设来看待。针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学说，到人口爆炸说，再到内生经济学理论，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看法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在看待人口对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作用上，西方精英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为上则越来越隐蔽。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并没有国际范围内的共同努力，也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