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一些原先支持生育限制的学者开始呼吁放松政策。他们使用的理由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尽管我们完全认同中国早就应该全面放开生育的结论，但不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短缺是好的理由。按我们的估算，人口红利对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经济发展的贡献极其有限。再者，所谓劳动力短缺的判断本身就有疑问;即使劳动力普遍短缺，那也更多是经济失衡所致，与人口规模甚至结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即使存在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不相同。这点在之前有详尽分析。
中国适度人口七八亿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阻碍全面放开生育的误区之一是，很多人认为“适当”减少人口对中国有益。最常见的说法是，人少了不好，太多了也不行，七八亿最好。这种“适度人口”论的说法，听起来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是流传最广、危害最大、误导最深的谬论之一。
1980年前后一胎化论证中就有“适度人口”论的影子。追根溯源，“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 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被中国人口学界翻译成“适度人口”视乎就是刻意的误导，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需要减少。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所谓的“承载力”。
根据学术期刊在线系统JSTOR中，用“Optimum Population”从1932年至1980年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但自1981年之后只检索到七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批评，两篇实际是讨论人口最优增长率，另两篇来自同一人，一篇讨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承载力。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1981年检索到15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或者各个地区的适度人口，仔细阅读后没有发现一篇支持“适度人口”论的文章站得住脚。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最优人口数量呢?可以说，所谓最优人口数量应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非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1%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在很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美国的3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七八亿似乎是心理上容易接受的水平。这是一种因缺乏民族自信所导致的东施效颦的心理。合理猜测，如果美国有10亿人，中国也许就不会有限制生育的念头。当然，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美国如果有10亿人，不会这么富强。其实，过去两百年来，美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说人口从几百万增长到几千万，到1亿，再到3亿，美国是越来越发达和富裕，那有何理由相信从3亿到10亿就会突然变差?难道10亿就是一个诅咒，一旦超过，所有的上升因素都会逆转，还是这个“天限”本来就是臆想出来的?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增长的历史。早在人口只有10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如果说人口一直增长下去可能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非常接近峰值，面临的并不是人口无限增长，而是未来的一路下滑。在这种情形下，争论人口是否越多越好已经毫无意义。
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臆想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是一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即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上，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口衰减过程中，除了分母下降，分子的下降却更多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
人口趋势具有极大的惯性，当前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几十年乃至百年后的人口形势。而且，决定生育状态的是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和养育机制，这些外部因素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惯性。在人口变化的这种内、外双重惯性下，生育限制政策对人口状态的影响是不可能操纵自如的。人口规模被强力降至七八亿后，萎缩过程绝不会戛然而止，而将会在上述双重惯性下，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如果生育限制的人口目标是七八亿，很可能在降到三四亿之前都无法稳定下来。
在数十年来无所不在的计划生育宣传下，当代中国形成了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此观念下，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减少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而“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最好”则是由此激发出来的想当然，尽管这一说辞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没有任何道理。(来源：《放开生育刻不容缓》，2016-2-12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