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杨先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先驱。198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民间美术系”，写出民间美术考察报告《黄河十四走》。最近，杨先让四卷本文集《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出版。文集浓缩了中国美术界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与情感回忆，被誉为“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三人行》回忆了徐悲鸿、李苦禅等名师，以及周汝昌、黄永玉等同事和朋友们，是一本平生师友的回忆录。
徐悲鸿的收藏观
最近《世界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王己千身后的藏画之争》，其中提到已成为纽约大都会镇馆之宝的《溪岸图》，这幅作品王己千收藏了四十二年之久，并以“溪岸草堂”为自己的堂号以表珍重之情。报称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溪山行旅图》和宋代郭熙的《早春图》并称为鼎足而立的中国早期绘画三大存世名迹。未料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氏家族以不菲的价格（据称是一百万美元）从王己千手中购得《溪岸图》，捐赠大都会博物馆。
当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溪岸图》之日，即是引起一场《溪岸图》的真伪辩论风波之时。
1999年我去纽约，在著名油画家金高的陪同下参观大都会展出，走到《溪岸图》的专柜前定足观赏，光线昏暗，绢本画面变得泛黄，加上规定保持的距离，戴上老花镜也难看得清晰，那一千多年前的古画，它既高贵又神秘地展现在那里。
在《世界周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谈《溪岸图》原系徐悲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得于桂林，1938年被张大千带回四川，后来张大千以清代金农（号冬心）的《风雨归舟图》跟徐悲鸿交换，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再将此画让给王己千，代价是用十二幅古书画来交换……
这里既然提到了徐悲鸿与《溪岸图》的关系，又谈到张大千以清代金农画从徐悲鸿的手中交换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说得未免简单了些。徐悲鸿不是傻子，竟将五代名作被张大千的清代作品轻易换取，因而有必要将其中原委说得稍微详细一些为好。
事情要追溯至抗战之前后。1935年开始，徐悲鸿经常往返于广州、港澳、广西桂林之间。1937年他在许地山先生的引导下，于香港一德籍夫人处购得了《八十七神仙卷》，在此前后他又获得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等古画，这期间与友人议论商讨总是难免的事，张大千、谢稚柳就是座上客，而且都会展示自己的收藏，共同分享其中的快乐。
1938年大千由于对《溪岸图》爱不释手，求借去观赏临摹，一去就是七年，抗战期间大家又各奔东西。
1941年徐悲鸿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匆忙由新加坡转路缅甸回到云南，一天在跑空袭警报的过程中，《八十七神仙卷》被盗，这一打击，使徐悲鸿难以忍受，回到重庆就病倒了。张大千知道悲鸿对自己收藏中的金农《风雨归舟图》喜爱有加，便于1944年托友人将此画带给徐悲鸿以慰其心，好友之间深知各自所爱，不言已明。既然如此，徐悲鸿重艺术更重友情，便毅然决定接受这一交换作品的现实，慷慨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割爱作为互赠的条件，他的胸怀坦坦荡荡，这里表现的是对艺术和情谊的重视与真诚，而轻视了世俗的金钱价值观。其中的分量轻重就不言而喻了，也更不需要计较了。
这可以从徐悲鸿事后的一段题词获得印证：
一九三八年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一九四四年，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
我们不妨看看徐悲鸿对收藏古画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可以说，徐悲鸿是个艺术家、教育家，他心地单纯，好恶分明，为人诚实。他不是交易里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别于商品性的交易。他不善理财，没有经济意识，不懂升值贬值概念，纯粹凭着艺术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认为是好画，为免于流失国外，决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宁可借债也不为惜。他经常看到好东西，情不自禁叫出好来，这样一来价码就下不来了，他不能隐藏自己的感情。
有人劝徐悲鸿克制点，他无可奈何笑笑，亲人埋怨他因此被人耍了高价。徐悲鸿真切地做了如下解释：“当一张好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怎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呢？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不激动，不能无动于衷……”
徐悲鸿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家人后代，虽然悲鸿生前对自己喜爱的作品，也题上“静文爱妻存”，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1953年徐悲鸿一去世，廖静文即将家中的钥匙交给文化部，请人去清点作品收藏，全部捐国家（悲鸿个人的作品和所有的收藏），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
而王己千生活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因此在文物拍卖交易市场上，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磨炼了他在这方面的聪明才能。他有眼力，能鉴别，更具占有欲，他爱名更要利。他能见机行事，施展他在拍卖市场上买与卖的能量，以及设计他的收藏部署。临死都处在为自己的收藏而不安和牵挂中。
目前他的子女为遗产对簿公堂，输赢也罢，对王己千来说是福是忧难以定断。而舆论界所关心的是王己千生前写的那两页遗嘱尚未公开，看看这位大收藏家是站在何等高度上为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嘱托吧。同时人们不能不去思索，王己千遗留给社会的意义将有多大，恐怕那也是一时难以弄得清楚的，而且也是值得琢磨的。
徐悲鸿1938年至1941年间的经历
一位历史人物，被后人研究分析，以及站在个人认识的角度提出反、正多面的评价，是理所应当，那将使研究对象更接近真实，富有立体，鲜活而生动。
《美术》杂志2013年第5期上，刊登了华天雪一篇《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文中充满了疑惑，甚至说：“令人推断他（指徐悲鸿）或许有逃离念头!”“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真是无法预知，徐悲鸿此行到底会走多远多久?……更不知他能否再回中国。”
文中一再提到1939年1月4日徐悲鸿给女儿信说去南洋卖画募捐，两个月后定能返重庆，其实徐悲鸿是1942年1月经由新加坡赴美梦碎后才返国的……
1987年10月4日，台湾《中国时报》第八版，由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供稿，以《雪泥——徐悲鸿给林语堂九封信》为题，全版刊登了1938年9月15日第一封和1941年3月开始到l941年11月17日徐悲鸿由新加坡给在美国的林语堂的八封信。全部内容为赴美办展事项。
《中国时报》在刊前序言中说：“这些信是半世纪前画家给林语堂先生的。虽文中不免琐细陈事，但字里行间仍生动透露出画家真实的性情与爱国忧时的心境……画家俊逸手迹，也具体表现出其人审美品位与艺术造诣。”
我将徐悲鸿给林语堂九封信的复印件，2004年寄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存档了。
因此，我也对1938年至1941年间徐悲鸿的所作所为，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
徐悲鸿绝非圣人，他是艺术家，情感真挚，不掩饰，不虚伪，爱国，爱民族，对中国美术教育一生负有使命感，身体力行，言行极其透明。他一生短暂的五十八年经历可圈可点，这是对徐悲鸿认识的基调，否则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对自己的学生丁绍光赴美时曾有所嘱：“你到了国外，如果有说话的机会，一定要大声疾呼，打倒徐悲鸿。”（简繁《沧海》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1页。）这已不是什么研究和质疑了，而是“恨”了。
徐悲鸿在南洋新加坡的往返，开始于1925年在巴黎留学期间，经济生活遇到了麻烦，是驻法总领事赵颂南先生对小同乡徐悲鸿解囊相助，后来又介绍华侨望族黄孟圭，帮助徐悲鸿赴新加坡找其弟黄曼士筹资学费，从此，徐悲鸿与黄氏兄弟结义，以大哥二哥相称。
抗战办展募捐，去香港、澳门以及赴南洋是最佳场所。华侨爱国，那已形成抗战大后方的基地。那时赴南洋等地办理手续简单，抗敌演剧队、歌舞团赴南洋宣传抗日募捐，新加坡是必经之地。郁达夫后来不是也被日寇枪杀在那里吗！所以，说不上徐悲鸿去南洋办画展募捐是追求安逸，是逃脱抗战现实。
关于1938年武汉三厅，美术组由徐悲鸿挂帅，那是非他莫属的事。
徐悲鸿当时已形成中国美术界领军地位，遗憾的是他找错了门，坐了陈诚的冷板凳，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之后声明可排名，也可请倪贻德君代理，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效劳就是了。此事无可非议。他去了广西桂林，桂林、昆明等地都是当时中国文化人聚集之地，加上他也为自己的恋人孙多慈一家安排，同时也为自己打算。
这里要说的徐悲鸿正是四十多岁之际，从1927年由法国留学回国，家庭开始处在破裂中，蒋碧微极不情愿地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儿丽丽，无心照顾，致使丽丽的脚伤不治，落下终生跛疾。此时她与张道藩书信热恋中，南京的傅厚岗6号已变成张公馆了，而徐悲鸿1930年后与学生孙多慈“弄假成真”也走上了热恋之路，他离不成婚又结不了亲，整个抗战八年都在矛盾中度过。蒋碧微手中拿着徐悲鸿的印章，每月薪金照领，理直气壮，她要养儿育女生活。而徐悲鸿正是需要家，需要温情，需要照顾……却变成有家无可归的地步。将图书藏在桂林岩洞中，将图画文物带在身边，来去漂泊。
1938年与孙多慈的结合被孙父严厉拒绝而无望了。徐悲鸿竟饥不择食地企图与当地一个桂剧名优求婚成家算了，幸被李济深、田汉、欧阳予倩等友人劝阻了。
之后他赴印度，创作《愚公移山》等一系列作品。接着通信运筹，交涉准备，要以自身力量去美国办展，为抗战扩大宣传影响而努力。此时，在友人劝说下徐悲鸿又硬着头皮给蒋碧微去信，邀请同往美国，又被蒋戏弄拒之。徐悲鸿这位大男人一时又失了阵脚，竟不顾一切地要与一年轻马来西亚华裔少女成婚，看中她通英语，可以赴美任翻译（此情节华天雪文内有详述），结果又被黄曼士等友人劝阻。说这个大概轮廓，可以看到一位活生生的艺术家徐悲鸿遇到的无奈、孤独、麻烦、忙碌、渴望和天真的追求。又要为国贡献创作，又要求人协助成全。正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能随机而动了。”时局、人事都由不得人，他再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
此时，谁能忍心去怀疑他，指责他言而无信未能“两个月后能回重庆”呢。
徐悲鸿与林语堂联系办理赴美募捐事，完全是个人行为，一厢情愿的事，他要自己筹备与其同行的任翻译和秘书的郑振文先生的路费和到达美国后的生活费。林语堂对办画展是外行，徐悲鸿要提示他协助找美术馆，找领事馆，找有影响的名人，找画商，找海关免税……徐悲鸿有到欧洲举办画展的经验和规格要求。
徐悲鸿赴美要带的二十多箱物品，有几百幅画作，有文物古画、陶瓷、文房四宝、印刷品、礼物和有人托带之物等等，不多。1933年赴欧洲办展也是押了南京傅厚岗的房子筹资的。物品运输也是几十箱，因为办中国现代画家作品展，同时要配合展示中国古代绘画与文物，以展示其艺术上的传承关系。有些古画和文物，还可能借所在国博物馆的收藏品同时展示。
而这次赴美办展还有纽约一古董商姚先生托徐悲鸿设法带石涛的作品和文物等。总之，几十箱不多，不必看到陶瓷品运输就联想到一去不归了。徐悲鸿爱收藏古代陶瓷，那是蒋碧微早已反感至极的事了。不管“珍珠港事变”发生与否，不管徐悲鸿能不能前往美国，徐悲鸿这样一位有人格魅力的艺术教育家，也就是中国“五四”前后的一批文人学者，他们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衷与责任，看来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我称“缺奶的一代”）是很难理解的，因此他们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质疑、怀疑就难免了。
更不用说对陈寅恪、吴宓、梁漱溟、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俞大维、竺可桢、陈序经、宗白华、周一良、侯仁之以及黄万里等先辈学人的深层认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