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黎明山川·梦忆心远”张恨水（黎川）国际文学周活动在江西省黎川县开幕。文学周期间，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声音”的倡议，特意举办了“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活动。以“张恨水文学影响和影视创作”为核心主题，邀请张恨水研究会学者、汉学家、文学编辑、作家、评论家等探讨张恨水文学的历史地位，确立黎川县与张恨水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张恨水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
在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的“张恨水与时代”论坛上，中国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原北京日报出社常务副总编辑解玺璋从张恨水的人格魅力进行分析，高度赞扬了张恨水的道德情操与思想境界。
在解玺璋看来，张恨水选择做一个报人和小说家，最初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与卖文为生的文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他对现实中的种种丑陋现象的揭露、讽刺、鞭挞和批判，也折射出一个传统文人出于道义良知的精神风骨。
中国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原北京日报出社常务副总编辑解玺璋
以下为解玺璋先生演讲实录整理：
纪念张恨水，固然是他留下了将近三四千万字的文化遗产。但同时我也觉得，纪念张恨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本身作为传统的文化人格精神的体现者，他用他的一生提供了这样一个切切实实的存在。
如果今天大家都在说恢复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在人格上要找到一个切实的能够研究和发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张恨水。就是他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是有持久魅力的，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而且坚守这种文化是非常值得的。
张恨水的人格、他的孝、他的气节，做得非常好。“九一八”事变后20多天内，他马上写了《弯弓集》，里面包括他的诗词、通讯报道，电影剧本，还有一些短篇小说集子。他是第一个表现抗战题材的，《弯弓集》就是证明。该书出来以后，两个月之内，阿英出来批判这本书。我认为他批判这本书可以，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他表达的其中的一个观点是说张恨水这样的封建余孽有什么资格抗日。他认为像张恨水这样一个人连抗日资格都没有，可见当年的左翼是多么霸道，多么不讲理。
纪念研究张恨水，首先要从人格上认识张恨水。首先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处的时代是二十世纪、是变革图新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倡导新道德、新文化的时代。而且二十世纪又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张恨水处在这样的时代，但是他坚守了忠孝节义这样一些传统的价值理念，而恰恰是这些东西塑造了张恨水的人格。我们多年来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只讲如何追求新文化、新生活，不承认还存在一些旧的生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想最大限度地、完满地阐释现代中国的历史，只讲如何追求新生活是不够的，是片面的，因为还有坚守旧生活的人。这个旧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还有坚守旧生活的人，而坚守旧生活的人数量上比追求新生活的人多得多，所以我说坚守旧生活的人才是中国的主体主流，雨过天晴、水落石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变，它一直就在那里支撑着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说的忠孝节义这几个字。张恨水的忠绝对不是忠于某一个人，他是忠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的气节也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在抗战时期写了许多文字，一个是他的《最后关头》，包括《古今文化谈》，他写了上千篇文章、八百万字的文章都可以表现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节。
再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张恨水的孝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承诺。他的孝道就是要做好一个父亲、要做好一个儿子、要做好一个丈夫，还要做好一个兄长，这些他都做到了。严复曾经说过，西方人总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很多人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但严复说，孝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超功利的信仰。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面，只有孝是超功利的一种信仰。张恨水到北京来，为了承担家庭的负担，没有去北大读书，而是到报社做一个新闻记者，用一支笔赚钱养家。如果他去北大读书了，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张恨水。张恨水的价值就是处在风口浪尖不为所动，他没有变。他作为一个兄长、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丈夫，很好地处理了家庭的关系，这是传统道德的魅力。他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这个家庭和谐相处。
张恨水并非没有自由。张恨水的内心其实是自由的，因为儒学、道家以及佛家的东西，都在他的内心积淀着。他有一种内心的、心灵上的自由，但他也承担着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认识张恨水，不能仅仅从他的文字方面去认识，还要从他各个方面的为人去认识。把张恨水当作一个旧时代的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生活在二十世纪，他有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这样一种追求和精神的，他一生都在追求进步。他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过做名士的幻想，可是他的生存环境和客观条件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对自命风雅、卖弄才气的名士习气是有所警惕的，他的写作固然有平民化、市民化的倾向，特别早期的作品多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但是他的叙事风格和视角又不完全是平民化的，他也写过不少反映文人或知识阶层生活的小说，包括抗战小说，像《魍魉世界》就是写重庆知识分子的生活的。他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在两千万字以上，但他多次表示小说只是他的副业，而报人才是他的真正职业。他的忠孝节义、他的气节，很大方面也表现在他作为报人的精神上的表现。作为一个报人，他始终坚持不群不党的民间立场。就是他这样一种不群不党的民间立场，使得他的朋友众多，其中不乏左翼人士、当世名流，但经常来往的二三知己均为寒门士子、布衣书生、无党无派无权无势之人，他跟这些人来往多、走得近，而且很亲密。张恨水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如果看不到这种复杂性而人为地划线，用单一尺度衡量他、规范他，就看不到他对二十世纪文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更难以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张恨水，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只不过他在二十世纪这个特殊空间里显得有点暧昧和尴尬，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文人时代。有评价说他是最后的士大夫，这是不准确的，他不是士大夫，他没做过官，所以跟大夫是没有关系的。但他确实是士，是寒士，是文士。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只是中国文化传统滋养的一个文人，行为方式和感知社会的方式基本在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他的文人情怀和气质禀赋主要表现为他的善良、仁慈、平和、忠厚、耐劳、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丑恶现实的不满。
他是很讲求生活趣味的，有时还表现得有点清高，在二十世纪中国以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他不像新文化人或左翼人那样热烈拥抱新时代的到来，而是心平气和、心静如水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他不热衷于政治，终其一生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以党派之见作为评判事物的准则。特别是他在1946年作为《新民报》主持人时写的大量时评和社论，就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态度是什么。但是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变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也很少想到为了改变现状自己身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参与现实中的革命运动。他可以为人间的不平奋笔疾书，可以为人生的艰辛苦难抛洒同情之泪，写下一行行感情饱满的文字，但他不会与激进主义同行，总是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落落寡合地固守着固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常。他选择做一个报人和小说家最初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其理由简单朴素。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与卖文为生的文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他对现实中的种种丑陋现象的揭露、讽刺、鞭挞和批判，也折射出一个传统文人出于道义良知的精神风骨，这样一个张恨水是我感兴趣的，我心目中的张恨水其实是这样的张恨水，就是完成对这样一个张恨水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