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侵犯手艺人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把手工艺品生产销售做成盈利性项目是一个难题。品控、与手艺人沟通、市场拓展······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缺乏必要的商业经营的训练，基本上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在不断摸索。这个过程中，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不断出现。”
《蜗牛》杂志
《蜗牛》杂志初生牛犊遇上虎
当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
当村口会施展魔法的染布作坊褪去了颜色；
当老槐树下再也见不到抱着针线筐聚在一起做女红的婆姨们……
眼看着这些原本存在于我们生活里的美好，
几十年的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忍不住伸出手，想要去挽留。
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不会调图片，不会排版
三个无知无畏的年青人
却想做本记录民间之美的杂志。
黄土高坡，青藏高原，长江旁，湘水畔，竹林中，深山里
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汗水……
36页，180天，蜗牛创刊号诞生了！
这篇刊发在《蜗牛》杂志创刊上的文字大致梳理出了这本杂志创办的初衷、过程和想做的事情。回忆起杂志的创办过程，暂生活民艺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原《蜗牛》杂志成员刘浩鹏言语中流露出年轻人创业的兴奋、意气风发，又不乏苦涩与举步维艰。
《蜗牛》杂志是留学归国的邓超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蹭课”蹭出来的。邓超在偶然间听了清华大学教授杨阳关于民间艺术的课程后，便跟随她到了黄河流域和湖南等地就民间艺术进行田野考察。考察过程中，考虑到目前中国民间艺术凋零和后继无人的状况，邓超开始萌生出系统记录和推广民间艺术的想法。回到北京，邓超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登科、吴垠和刘浩鹏，结果大家一拍即合，创办独立杂志的事便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创办杂志一开始还比较顺利，等到了杂志要下印厂，才发现每本杂志的印刷成本远远高于预估，到了十几块钱的地步。既然做到了这个程度，也不想半途而废，参与创办杂志的小组成员吴垠就拿出了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做印刷费用。”考虑到要回收成本，杂志印出来后，他们不得不改变了免费赠阅的初衷，开始通过淘宝销售，身边的朋友也成了重要客源。“当时杂志在淘宝上销售的情况并不算很好，卖给周围朋友的时候也是采取‘买一送一’的方式，其实就是想把手里积压的杂志尽快处理掉。”
民艺产品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
销路不佳倒在其次，《蜗牛》杂志创刊号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让这帮年轻人倍受打击，“杂志印出来后，我们把它拿给正规杂志社的前辈看，他们说这本刊物做得太随意，根本就不能称为杂志，没有主题和栏目设置，没有完善的规划。”
心灰意冷的几个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接下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事情慢慢有了转机，“随着杂志不断被分发出去，身边的朋友开始对这本刊物有了一些好评，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唤起了心底对家乡的眷恋。有了这些好评，我们也就渐渐有了信心，送的少了，在淘宝上销售的数量多了起来。”
到了当年年底，“互动百科”做了一个“年度十大知识人物评选”的活动，《蜗牛》杂志最终入围。即便最后没能获奖，可这也足够让邓超、刘浩鹏他们兴奋的了，加上亲朋好友的肯定，他们坚定了将杂志继续办下去的想法。“一开始我们想着把杂志办成季刊，但结果是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于是季刊变成了年刊，年刊又变成双年刊。”
随着当初创办杂志成员逐个毕业离校，《蜗牛》杂志如何继续存续成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刘浩鹏团队的活动空间
转型商业运作的努力
刚刚从与北京国际设计周合作的展览中走出来没多久，刘浩鹏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拍摄项目中，在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工作室里忙着拍摄现场的布置。除了现场拍摄，这个工作室还会承接一些诸如文化沙龙、电影放映类的活动。
“这个场地是《蜗牛》杂志的创刊人邓超找到的，目的是想把这里做成一个集手工艺展示和销售的场所。之所以会选择这里主要还是考虑到五道口的人气还是很旺的，清华等高校就在附近，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在附近，周末举办一些文化活动也很方便。”就在刘浩鹏介绍创办这个活动空间的初衷时，几个年轻人陆陆续续走了进来，彼此寒暄几句，便围坐到了场地中央的长桌旁，投影仪的幕布悬挂在长桌一侧，自然也就充当起来屏风的角色，也预示着一场文化沙龙即将拉开帷幕。
蜗牛手艺工坊在大栅栏策划的主题展览
活动空间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住宅楼地下室，七八十平米的一个开间被不同家具自然分割成几个大大小小的功能区。门口处有一个类似吧台的区域，用来售卖饮品和小吃。过了吧台再往里走，就是空间的主题区域了。靠近吧台的一面墙被几个大大的书架占据了，文学、历史、电影、设计、······各种类别的书籍安躺在被分配到的格子里，即便有些东倒西歪的，也不至于侵占隔壁的“领土”。空间中央是刚刚提到的长桌，这时候，围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小声地聊起了天，桌上的小橘子和瓜子被冷落了起来。与投影幕布相对的长桌一侧是一个简单的摄影棚，里面摆放着刘浩鹏跟工作伙伴刚刚布置起来的背景和灯具。手工坐垫、《蜗牛杂志》、展览海报、各种各种的手工艺小摆设散落在空间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有些凌乱却有很温馨。
我们围坐的是一个用两扇从农村淘来的旧门板改造而成的长桌，几个小橘子鲜艳的外衣让门板粗糙的文理活跃起来，有种“枯木逢春”之感。“这个空间是2014年年底开创起来的，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虽说是在地下室，每月一万多的场地费，再加上水电费用，运营成本依然很高。”刘浩鹏说，位置相对封闭，来到这个空间参观的人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目前这个空间是靠工作室的其他项目收入和成员朋友的资助来维持的，“受挫感肯定是会有的，不过大家也还是想继续保留着这样一个可以聚会活动的场所，都在尽力维持着这里的运转。”
“民艺转化的生机”主题系列活动上参与现场互动的小朋友 摄影/杨红军
展览，或许的维度
结识刘浩鹏是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第二届“民艺转化的生机”主题系列活动上，蜗牛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组织策划了该项活动，邀请国内一些在民艺传承和发展上做得比较好的手艺人前来参展，并进行交流。2016年，承前启后；2015年和2017年，此项活动也顺利完成。“通过展览的形式把在民艺的精华向人们进行宣传和推广或许是一条可以继续探索的道路。”经历了办杂志、开办实体空间的挫折，刘浩鹏他们并没有放弃在民艺领域的探索。
“《蜗牛》杂志在行业内有了一些影响力，身边的朋友也不断做着宣传。2015年，一个朋友在北京杨梅竹斜街负责文化艺术展览的工作，给了一个30平米左右的小院子，让我们做一个与民艺有关的小展览。”展览最后的呈现效果很好，大家给了不少肯定。
还是通过朋友，也是杨梅竹斜街展览的成功，刘浩鹏他们应北京国际设计周主办方邀请把展览搬到了更加过阔的平台上。与北京国际设计周上的展览相衔接，工作室的设计师会带着筛选出来的项目和展览到国外的孔子学院的主题活动上参展。
“民艺转化的生机”主题系列展览现场 摄影/杨红军
“手工”这个保护壳
《蜗牛》杂志、实体活动空间、民艺展览，形式在变，民艺始终是刘浩鹏他们的关注焦点。从2011年至今，他们接触到了中国民艺领域的一批又一批的手工艺从业者，“我们的展览大部分都会强调‘青年’这个元素，我们下去调研也会格外关注青年手工业者和设计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青年在民艺传承与保护上占据着核心位置，他们代表着民艺的力量与未来。”
与民艺一路同行，刘浩鹏对于民艺生存与发展也就渐渐多了一些看法，“我们发现凡是在民艺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人身上都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方面，他们设计能力很强，能够把传统技艺很好地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将民艺的精髓带入到自己的设计中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很努力地研究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挖掘它的精髓，在产品质量和设计上从不懈怠，也不降低标准。”
手工艺从业者自主设计出来的服装 摄影/杨红军
在民艺宣传与推广的方面走了不少弯路，刘浩鹏坦言：“我们都很羡慕那些能够养活自己，又能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民艺的人。他们能够在产品品质和生存之间实现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自然也愿意借助一一切机会向外界宣传推广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做得更宽广。”
供应链是民艺从业者的一个痛点，目前似乎也无法逾越。“手工艺品的特质注定了它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只能是通过手工与机械的结合来逐步提高生产效率。一旦有大的订单到来，对手工艺从业者的考验也就来了，要么推掉订单，要么放松品控。”讲到这里，刘浩鹏举了一个他们自己遇到的问题。他们曾跟婺源那边的一个老茶农建立过产品的合作，一开始向老茶农订制了两三百份的产品。这个量级的产品基本上在熟人圈子里就被消耗掉了，但是如果将订量扩大到上千份呢？“一方面，我们没有把握能够拓展处足够宽的销售渠道；另一方面，那个老茶农也不可能完成这个大订单，这时候就得考虑动员他身边的茶农加入进来。一旦动员更多人进来，品控和沟通又成为一个难题了。”
刘浩鹏在展览开幕仪式上致辞
不久前，刘浩鹏和他的伙伴们又成立了“暂生活民艺工作室”。聊到目前工作室成员的状态，刘浩鹏说：“现在这个机构其实是很松散的，平日里，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每年会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在筹备展览上，也会策划出一两个大家感兴趣的主题，有时间和兴趣的人结伴下去做田野调查，希望最后能够整理出一两本书出来。遇上什么难题，老成员也都会不断地伸出援助之手。”
文/杨红军
部分图片由暂生活民艺工作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