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觉得新作《至味在人间》最大的特色是？
答：我讲的主要是“卖家秀”，正如我之前说的，买这本书就像“花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其实这本书主要是总结了之前写的专栏、梳理了自己过去对美食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让别人知道我不仅做电视，也认字儿、会写文章。这书里面有搞笑的地方，也有比较有情感的地方，相信可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3.据说你从小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你欣赏的作家作品？
答：我确实是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可能是因为父母都是高中语文教师，平时受到的熏陶多一点。初三的假期，我帮一位姓孙的语文老师看家。他家里有非常多的藏书，我也因此有机会看了不少好书。青春期的一些心理变化，我都在《歌德诗选》（钱春绮译本）里找到共鸣，我特意还把这本诗选手抄了一遍。平时，我也经常去这位老师家看书，一直看到吃饭的点儿再回家。孙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一年高中语文，但是带给我的东西，很多年都改变不了。他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自己平时阅读的局限，也让我知道什么样的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不过上了大学之后，我还是发现自己的视野和同学们相差非常大：书籍方面我还在读雨果、巴尔扎克，他们已经在读弗洛伊德、萨特了；对世界音乐的了解我还停留在《音乐之声》，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听卡朋特了。那种城镇和城市的差距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为此我还给孙老师写了一封信，想倾诉一下，可是我在信里面一落笔就不自觉地说自己在北京过得很好。可能孙老师直到去世，也不知道我上了大学之后曾有一两年的时间那么失落。不过后来我这种失落感就随着时间慢慢释然了。
我更多的阅读是在工作以后。我读的书比较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标准。不过现在因为工作很忙，业余时间很宝贵，阅读非常碎片化，但也一直坚持着，一有空拿过来一本书就读。
很多作家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比如所有写美食的作家里，我最欣赏汪曾祺。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他对食物特别挑剔，在北京的冬天起很早给自己的孙女买河虾，为她下一碗面，那味道用老家的话说就是“眉毛都要鲜掉了”。汪曾祺可能不算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生活的背景、出生的地域、对食物的审美理念都和我非常接近，而且美食是融在他的血液里面的。
4.听说录制《舌尖上的中国》期间，拍摄团队在享受美食的背后吃了很多苦？
答：我特别接受不了一个拍纪录片的像怨妇一样说自己的工作有多么苦多么累。你既然选择了拍纪录片，就要看淡工作中的苦累。我现在觉得自己每次拍片的经历都非常平常，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经历。我经常跟我们组里的导演说，你再苦有那个挖藕的人苦吗？你再苦有那个找蘑菇的人苦吗？我们拍完片子还可以回到宾馆吃个饭，他们呢？和《舌尖》中的那些主人公相比，我们所吃的苦根本不算什么。
5.对你产生重要影响的纪录片导演？
答：我是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读的大学，所学的是如何拍新闻纪录片，掌握的是程式化的东西：比如先拍什么，拍多长时间，然后再拍什么。我那时的拍摄熟练到了无剪接的程度。比如某个会议，我先拍标语，然后拍领导讲话，最后拍观众鼓掌。我拍完之后这条新闻就可以自动生成了，不需要任何剪辑。但是我完全忽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已经把拍片子当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活了。
1986年，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到北广讲课，我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伊文思看到一个小战士哭泣的画面后，问我为什么拍这么短。我说这是特写，不能很长。伊文思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要把看到的原原本本交给观众。”他的话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让我明白其实拍摄纪录片时，摄像机就是你的眼睛，展现真实的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