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上映后叫好不叫座，这与你的预期反差大吗？你对纪录片在中国电影行业中的“边缘化处境”有何看法？
答：我们当时压根儿没有预期。票房好是意外之喜，没有票房也属正常。因为《舌尖上的新年》是个小成本电影，没花很多经费做宣传。这样的票房结果我们只能 “认命”，不过心里确实是有点失落和难过，因为从电影叙事节奏的安排、电影的剪辑到画面中食物的大小和所占的比例，都是经过我们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尤其是声音，电影院5.1的环绕声，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刀从食材上划过的声音，就像在耳边一样，身临其境的代入感非常强。结果电影流落到网络，这两天网上已经有高清下载了，我不忍心推荐，毕竟所有电影工作人员的气力都是用在电影上面的。
但我们电影的口碑非常好。看过电影的观众给我的反馈中，好像只有一个人说：“就是那点吃的，没什么意思。”其余给我的几百条留言全是好评。前一阵儿有一个朋友本来春节不想回家了，但是过几天又告诉我，他已经买好回家的票了，因为《舌尖上的新年》让他感受到了家的重要。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很温暖。这部电影我费了点心思，最终能被认可，是一个挺有成就感的事。
也有《舌尖上的新年》的观众给我留言：“你们为什么不增加排片呀？”这其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中国院线的爆发式的发展和纪录片在其中的比例，太不协调了。国外有比较成熟的艺术院线，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居然可以放映一周的纪录片，有100多万人观看。但是在中国，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很少人从事这种艺术院线的建设。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做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纪录片的突破口，就是希望纪录片在电影行业不再被边缘化。我也感觉到电影的城墙很厚、护城河很深，院线给纪录片挖的坑很大，我们已经填进去很多人。但如果再给我机会，我还会义不容辞往里填。
7.据你的了解，国外对中国纪录片的认可度是怎样的？
答：纪录片分两种，一种是商业型纪录片，是在公共媒体放映的，给最多观众看的。一种是作者型纪录片，更适合在艺术影院里面放映，不是给普通人看的，而是给有教养、有社会责任的人看的，可能放映一部电影影院里面就四五个人，但这是社会上最有思想的四五个人。
在商业纪录片方面，国外比较认可的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着感兴趣的，能够带动广告的片子，有外国电视台花钱来买的片子是比较得到认可的。比如纪录片《超级工程》，70多个国家向我们买，我觉得这就是做成功了。《舌尖上的中国》也很受外国肯定，目前还保持着销售纪录。在作者纪录片方面，如果哪个国际电影节没有中国的纪录片获奖，会很没面子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处在巨变之中，我们国家二十年可能相当于外国两百年的变化。这种社会巨变催生了很多人生的、命运的故事。所以我们的作者类的纪录片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有影响的纪录片节展都是拿大奖。
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作者型纪录片导演和作品，比如周浩的《棉花》、《大同》，两次蝉联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比如徐童的《算命》等，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作品。而国内成功的商业纪录片却寥寥无几。我们的独立制片人做得很棒，但商业纪录片做得还不够好。我更欣赏作者型的纪录片，但我要做的恰恰是另一种。
8.你介意“《舌尖上的中国》导演”这个标签吗？
答：我非常不介意，只要不叫我美食家就行（笑）。因为毕竟我的职业是做这个的，有作品被别人记住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现在也不可能要求别人说：这位是《远在北京的家》的导演。（注：《远在北京的家》是陈晓卿二十年前导演的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