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博物馆文创开发不缺品牌，缺的是资金。”广州巨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斌，曾参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他指出，由于研发费用有限，观众买到的大部分还只是比较简单的纪念品。此外，省内许多博物馆也不具备故宫这样的品牌影响力，人流量偏少，文创产品的影响力自然难以提升。
“其实，对于地方博物馆来说，只要找准自己独有的馆藏资源，做好文化表达和传播就可以了。”李文儒建议，未来博物馆文创应向观众推出更多“定向”的个性化服务，避免雷同。
争议2.文创“卖萌”会否消解文化价值？
无论是台北故宫推出的“朕知道了”纸胶带，还是北京故宫推出的“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人们不难发现，各大博物馆都开始不遗余力地“创意卖萌”。就连“故宫淘宝”的微博、微信号也学会了“言必称朕”，网友见状纷纷惊呼：“故宫招了一波有毒的设计师！”
博物馆是否从此走上“卖萌”之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近日作出澄清：媒体宣传较多的是“萌萌哒”系列产品，仅占故宫文创产品的5%。原本“高高在上”的馆藏文物，之所以“走出深宫”卖萌，初衷是为了让故宫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印记，并对他们未来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
实际上，在故宫已经开发的近8700种文物产品中，适应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需求的产品还有很多，包括对故宫馆藏书画的高仿品、图录和书籍，利用故宫藏品制作而成的工艺品，以及具有自主品牌的“故宫”、“紫禁城”等系列文化衍生产品。
数字技术在文创产业中广泛应用，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不过，李文儒却认为，文化创意不应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处理上：“比如，在《清明上河图》里让河水流起来、让小鸟叫上几声，这样的文化创意里面的文化附加值还不够。”
去年，为纪念梵高逝世125周年，不同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举办多场梵高艺术“体验展”。展览充斥着各种多媒体的投影技术，梵高的真迹却并未现身。“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博物馆展览或文创的目的在于公众教育，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艺术品的内涵，而不是通过噱头取悦观众的消费心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点评称。
除了文创产品的过度娱乐化可能会消解文物的文化价值之外，更让李文儒担心的是，一些文创产品呈现出与现代价值相脱轨的趋势。“有些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比如皇权思想。”对于像“朕知道了”纸胶带之类的案例，李文儒也对之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创产品需要避免将文物庸俗化，把错误的价值观传播给消费者。
陈邵峰指出，博物馆文创产品需要建立自身的评价体系。广州文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胡小宇提出，文创产品应满足“好玩”、“好看”、“好用”的标准，“这三者存在递进的关系：产品不仅要满足大众的猎奇心，还要满足审美和实用价值，才能引爆市场。”
去年“双十一”日销超过5万册的《故宫日历(2016年)》，或许能为未来文创产品的方向带来启迪：这块厚重的“红砖头”，不但以精致的装帧吸引观众的眼球，日历内文对文物与艺术知识的详实介绍同样引人入胜。看来，即使没有“卖萌”，传统文化同样可以凭借“内涵”走近读者，重焕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