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卫生”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得极早。2000多年前，《庄子·庚桑楚》中即有“卫生之经”的记述。自晋代李颐在《庄子集解》中把“卫生”理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以来，晋代郭象、唐代陆德明等均沿引此义。由此可见，“卫生”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保卫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之本义。但近代以来的“卫生”概念，乃至“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卫生”有着微妙的差异了。
首先，源自西方医学观念的Hygiene一词，在19世纪中期传入亚洲。日本学者于1870年左右，将Hygiene直接翻译为“卫生”；此时的“卫生”概念带有鲜明的现代化色彩，已经赋予了国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内涵。译者长与专斋强调这个概念，“并不是单纯地指健康保护而已，指的是负责国民一般健康保护之特种行政组织。这样的健康保护事业，东洋尚无以名之，而且是一全新的事业。”
此时的中国，也开始注意到现代卫生学及相关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中华民国创立之初，也沿用日本之例，将Hygiene一词译为“卫生”；且当内务部成立卫生司时，一切组织完全模仿当时日本内务省卫生局的制度。但时过20年之后，毕业自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者，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的陈方之(1884—1969年)，深感许多流行于中国的卫生论述舶来品均与Hygiene的原始意义大相径庭，严重地混淆了公众的视听，他因而主张将Hygiene重新界定为“公共卫生”。
当陈方之所著《卫生学与卫生行政》于1934年初版之际，胡适(1891—1962年)为之撰序推介。胡序题为《公共卫生与东西文明》，明确提出了“公共卫生”与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对这方面的概念与观念，都做出了形象生动的论述。
首先，胡适列举了东方文化背景之下，在当时的中国文明里没有“公共卫生”的怪现状种种。他痛心疾首地说：“疾病来了，只好求神、求仙方、许愿。人死了，都是命该如此。瘟疫来了，只好求瘟神。瘟神无灵时，只好叹口气，闭门束手等死。死一家，只是一家命该绝。死一村，只是一村命该绝。至于猪瘟、牛羊瘟、牲口瘟，更是没有法子的事。”为此，他下结论说：“公共卫生三千年中从不曾列入国家行政之内。这便是东方的精神文明的怪现状。”接下来，胡适谈到对今日世界文明的展望，谈到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寄望，他不无感慨地指出：
“今日世界的新文明虽然有许多缺点，但至少可以说是人的文明。人的文明的特点就是特别图谋人生的幸福。这个新文明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先做到‘利用、厚生’，然后再谈别的问题。人的文明的第一要务是保卫人的生命。”紧接着，胡适把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区分了出来，并将二者的互动互利关系做了说明，他说，“生命的保卫有两大方面，一是个人的卫生，一是公共的卫生。凡提倡体育，增进医术，保卫个人的健康，固然是重要。但个人不是孤立的，是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一只瘟鼠可以灭绝一城，可以毁灭半个国家。几个蚊虫可以衰弱一个种族。所以单靠个人的保卫是不够的，必须有公共卫生的设施，使个人对于环境里的种种因子——空气、水、饮食、秽物、病菌等等——都可以得着安全的保障。”
胡适在序言中疾呼，“公共卫生是‘人的文明’的第一要务，没有卫生行政的国家便够不上说人的文明。净土天堂都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人生的任务是要在这个人世里建立净土，建立天国。公共卫生便是净土法门。改造环境便是天堂大路。人生也许不过是一场梦，但你一生只有这一次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少吐几口浓痰，多打几个蚊子，便是你建立净土的功德，胜过造七级浮屠。”胡适奉劝那些信神仙、求鬼神的国民大众，切勿再迷信人间之外的“净土”，尽快从个人卫生做起，首先不去破坏公共卫生，还要尽可能为公共卫生做贡献。
最后，胡适称“这是我读陈方之先生的书的一点子牢骚，便写了出来请他指教。”真不知80年后的今天，对食品滥用添加剂、公共场所吸烟、汽车尾气排放、工厂违规排污等多项危及公共健康行为已展开综合治理的今天，如果胡适尚健在，他那些关于公共卫生的论断以及他的那“一点子牢骚”，是否会略有改观，或是略感宽慰呢？
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