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法律，但也有新的规定。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乾隆年间京城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外城的一些住户擅自占道建房或开设商铺的也逐渐增多，有的甚至加盖二层房用于出租。故此顺天府规定：外城“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占用边道者，应即一律拆退。临街店铺商户不得在门前堆积什物，凡占用官路者，应即一律让出，违者一并罚银。”
据传，清雍正年间，宣武门外有邓姓富商，在修缮宅院时门楼加了一层，还另占官道修建了一道影壁，被巡查至此的南城兵马司吏目(官员)发现，当即令其停工。但这富商并不把吏目放在眼里，继续施工。吏目上报正副指挥，最后上奏到雍正皇帝。三日后雍正皇帝传旨：“令顺天府实勘，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另处枷号、罚银。”几日之后，其违建被强拆，那富商也被问罪。
西直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清代帝后去往西郊御园多经此门。嘉庆年间，有一商户在西直门护城河石桥旁擅自搭建简易房屋，以为商铺。一个月后又有多个商户占道建房，商铺占据大半个官道。不久，嘉庆皇帝出西直门微服私访，见城门外多了一片参差不齐的房屋，既有碍观瞻又影响交通，令其拆除。可商户们不知他是当今圣上，不予搭理。嘉庆皇帝大怒，当即令随行的太监传旨于宛平县令，令其两日之内将西直门外所有商铺拆除。宛平县令不敢怠慢，当夜率人将所有的商铺拆除了。虽然“拆违”果断，但宛平县令并未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反而以督察不力，对其罚俸两个月。
清刘墉
对驸马“违建”宅第穷追不舍
乾隆皇帝谕令
“侵街圈地擅建宅院”一律拆除
据《永定河史话》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巡视永定河，当巡至石景山南面的庞村、养马场时，见河堤上有些房屋，便问陪同视察的河道总督王新命，是何人敢在河堤上建房，王称是外来之人所建，已派人告知几次，令其拆除，但迟迟未拆。康熙皇帝厉声问道：“河堤乃防汛重地，一旦河流泛滥，何以逃生？几番告知，因何未奏效？”随即撤了他的职务，由李光地接任。李亲自到河堤上寻访，原来暂居于此的是来自河南的“流民”，因旱灾流落于此，自建土房，暂且安身。李光地随即将实情禀报康熙皇帝。几日后，康熙皇帝朱批：“令宛平县拨银两，另选安稳之地建房安置，不可强制驱赶。”一个月后，在距永定河十余里的地方建成民居，将暂居于河堤上的“流民”予以安置，随后河堤上的房屋被拆除。
另据《永定河古道》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兼管永定河治理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向乾隆皇帝禀报说，顺天府所辖大兴(今北京大兴区)、永清(今属河北廊坊)等县永定河故道上有多处附近村民私建的房屋，遇有河流泛滥，难以逃生。地方官员多次劝他们搬走，不见奏效。乾隆皇帝御批道：“查实愿迁，即给与房价，其不愿者俱令出具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甘愿受罚)。”方观承立即将乾隆皇帝的旨意传至各县，多数村民领取补偿款后将河堤上自建的房屋拆除，另选安稳之地建房，只剩下董家务(今永清县韩村镇)和惠元庄(今澜城镇)的村民不想搬迁，三年后永定河泛滥，“董家务、惠元庄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
福隆安是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儿子，而傅恒又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将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嫁给福隆安，福隆安遂又成了驸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福隆安兼任工部大臣时，利用职务之便扩建宅第一等忠勇公府(位于沙滩北街)，并侵占了部分街道。此事被告到了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处，为官耿直清廉的刘墉立即上奏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听后有些为难，但刘墉仍穷追不舍，在几番陈述利弊之后，乾隆皇帝只好宣福隆安进宫，令其自行拆除“违建”。福隆安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但三个月后还不见动静，乾隆皇帝催过两次仍不奏效，最后令宗人府会同都察院等将福隆安扩建的部分宅院拆除了。随后又下令对刘墉上奏的几处王公大臣、富豪巨贾的“违章建筑”进行整治，有的被改建，有的被拆除。此后的一次早朝上，乾隆皇帝又与诸位大臣专门谈起“拆违”之事：“福隆安扩建宅院，私占官街，实不可取，朕无以庇护，已行拆毕。此举意在告诫群臣，无论王公大臣、富豪巨贾，凡侵街圈地擅建宅院，接檐造舍等，一切不许，并令拆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