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会上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一致推举校足球队队员、体魄健壮的高葆琦为队长；推举气象系的裴崑山任后勤总务；我这个唯一的女同学，校球队运动员管医护。
25日清晨，我们这支由不同年级同学组成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齐集到学校大礼堂前。大家有的背着军用水壶，有的斜挎着军毯，虽说都是简装打扮，但服式和色彩各异，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偏偏老裴又戴了一顶礼帽，更惹人发笑，联系到他管总务，大家就戏称他“裴老板”。他那花了12块钱买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乱响。大家说：“你这老西儿(山西人)，这破车怎么行？”他倒挺自信：“到路上，你们看我的！”
临出发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叶企荪院长和校办秘书长沈履先生都前来参加送行。梅校长讲话，首先表示不赞成我们南下，但“一定要去嘛，我也拦不住你们，只是路上要小心”。据说在车队走后，梅校长还给南京政府教育部发了一封“车队已出发，劝阻无效”的电报。
许多同学赶来送行，以壮行色。有的同学脱下自己的皮手套，有的脱下厚棉鞋，不容分说地给我们换上，谢和声同学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硬给曹国枢系上……
三
才到天津就被军警包围了
出发时，有四五十人。我们编成几个小组，从南校门出去，向东顺五道口、四道口、北太平庄，一直沿大车土道走下去。那时，这些地方都是郊外，尘土飞扬的大车土路就是阳关大道了。大车道凹凸不平，车辙就有尺把深，只要一掉进去，车子就蹬不转了。以致走了没多久，有些同学的车子就出了毛病。加上冬天的寒风刺骨，飞沙走石，还没到朝阳门，有的同学身体就支持不住，陆续退了下来，最后只留下我们20人。最遗憾的是车队的发起人之一曹国枢同学，因自行车摔断了前叉子，也被迫退出车队。
留下的我们绕过通州县城，骑车直抵香河。离开香河，日头已偏西。我们在大运河西岸找到一户吹鼓手的人家，他让给我们一间房，我们就在光秃秃的大土炕上和衣而卧。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26日，我们到了天津，直接住进北洋大学。没想到的是，天津《大公报》登出了清华自行车队南下宣传的新闻。半夜里，军警包围了北洋大学。北洋的同学凌晨三点把我们叫醒，带我们从学校后门出来。我们继续上路。
因为大车道有时堵塞不通，我们就转到冰上骑行，一路上总有人不时摔倒。
转到运河上不久，即近黎明，行进间只听“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他才免于没顶之灾。小高被救出来后，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得赶快找个地方给他烤火。大家见附近有一家茅屋，便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位老大爷，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去。经过我们多次恳求，他才只允许我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裤子出去拾柴，大闺女只好围着破棉絮蜷缩在炕角上。大家都被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深深震撼了……
经过同老大爷协商，由我陪伴着闺女，小高一个人进屋烤火，大家都在门外等候。待到小高的衣服快烘干了，我们谢过老大爷继续上路。这一天，我们只走到静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