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重庆3月15日电（陈茂霖 王妍）15日上午9点，曹光裕在踏上前往北京中央电视三台某节目录制现场的高铁时还思考着一个问题：“新创作的川江号子曲谱里面加入摇滚元素，会不会更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传承人，曹光裕面临着当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共同问题：受众群体被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大量分流。
“我是1981年的时候到船上工作，跟着其他的老船工喊出了第一声川江号子。”在曹光裕的回忆中，船工工作强度大，生活也很单调艰苦，只有水面岸边此起彼伏的川江号子，伴随他和工友们的生活，像江水一样平静而执着地前行。
直到1987年，一份来自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的邀请函，让船工们世代传唱的川江号子登上国际舞台的同时，也让曹光裕碰到他的师父——上一代川江号子传承人陈邦贵。“那年法国《世界报》在报道中给我们川江号子的评价是不输于在国际上成名已久的伏尔加船夫曲。”曹光裕说起这段历史有些掩饰不住自豪。
从法国载誉归来的陈邦贵从外国观众的掌声中对自己唱了几十年的川江号子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动了收徒的念头，于是曹光裕也就在陈邦贵的教导下，开始了正规的川江号子学习，也明白了川江号子世代流传的秘密。
“川江号子总结起来就我师父的两句话，一是技术，二是艺术。”曹光裕告诉记者，川江号子起源于船工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为喊号子的大号子头，必须要识水性，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需要下达的指令，用号子的形式喊出来，下面的小号子头和船工在收到指令后，也会用号子的形式回应；除了传达指令的作用，川江号子还是船工在行船时互相交流和疲乏时鼓励士气的利器。
“比如我们在行船闯滩的时候，船的速度必须大于水流，号子头就会唱一些激励士气的号子，大家劲往一处使，才能平安地战胜激流险滩，”仿佛回到年轻的曹光裕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好多船在靠岸的时候，号子头会唱‘船到码头喝口酒’，有些还会壮着胆子对岸上自己爱慕的姑娘来一段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唱词。”
那个年代，年轻的曹光裕每天辛勤劳动、无忧无虑，以为他们口中的川江号子会像以前，伴随着船工们的喜怒哀乐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工作的渡口随着重庆桥梁的飞速建设一个个减少，所在的轮渡公司也从鼎盛时期的5000多人，慢慢缩减到500人左右，长江边的号子声也由当年的此起彼伏，渐渐变得稀疏，到最后难觅踪迹。
曹光裕发现，世代传承的川江号子，成了快进博物馆、需要国家专门立项保护的“大熊猫”。“现在的科技和交通越来越发达，在水上用川江号子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曹光裕说，“所以川江号子的价值需要重新发掘，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喜欢它，川江号子才能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
没有抱怨，年迈的陈邦贵带着子女和徒弟不断地尝试新舞台，川江号子也在一场场表演和一步步纪录片、宣传片中让人们重新熟悉。“不知道大家对当年重庆城市宣传片中开头那段船工喊着川江号子搏击激流的画面有印象没有，”曹光裕说，“虽然视频中艄公的表演者是话剧团的演员，但里面那一声号子就是我师父在80多岁时候喊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