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成为法国海外抗战的旗帜时，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沦陷区风起云涌，无畏地向侵略者开火。从东欧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共产党员、滞留敌占区的外国士兵、前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抵抗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却为同一个信念奋斗。
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抵抗运动的成员约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2%，主要从事地下出版物发行、实施破坏行动、伪造证件、搜集情报、招募成员、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组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配合盟军反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大概8%的法国民众愿意协助抵抗组织，大多数人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甚至为了生计听任维希政权摆布。
诺曼底登陆开始数小时内，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1000次破坏活动，设法瘫痪铁路、公路和通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赶赴前线。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就连第一个攻入巴黎的法国士兵，实际上也是来自由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抵抗组织“la Nueve”。
法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馆负责人、二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热内维埃（Frederick Genevie）则对“德国之声”网站强调，抵抗运动的伟大贡献绝不限于军事层面，它还为提升战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挥了积极影响。
牺牲，是战士的归宿
1944年5月31日，在将一批犹太儿童护送到瑞士边境时，22岁的犹太童子军通讯员玛丽安·科恩（Marianne Cohn）不幸被捕。她在监狱中写下了一首诗：“我也许会在明天背叛，但不是今天。尽管拔掉我的指甲吧，我不会背叛。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勇气的极限。”
如果不是这首诗，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7月8日晚，盖世太保用铁锹将科恩殴打致死。英国《卫报》指出，科恩本可以获救，但因不愿连累孩子们而放弃了逃生。
在与敌人的交火中，抵抗战士安德烈（Andre Boulloches）腹部中弹，奄奄一息。德军对他进行了急救，为的只是让他在死前吐出有价值的信息。当天早上，安德烈的姐姐克里斯汀（Christiane）在骑车去公寓前发现轮胎漏气，这个意外的小小耽搁让她躲开了埋伏。
因为德军的盘查对女性相对宽松，克里斯汀和妹妹杰奎琳（Jacqueline）经常骑自行车跋涉60英里（约96.7公里），将信件、枪支和无线电部件藏在车筐里的新鲜蔬菜下面。
“抵抗对我们来说是救命稻草，没有它，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幸存下来的姐弟3人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解释道。他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安德烈牺牲前还有公务员身份，但整个家族都在他们带动下参加了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到，战争结束时，Boulloches家族的几十名成员有一半已不在人间。在整个法国，15万名抵抗者遭逮捕，3万人遇害。
在那段善恶颠倒的日子里，参加抵抗运动就意味着犯罪，可能招来极刑。如“每日野兽”网站所说，加入抵抗组织意味着“进入一个现实世界阴影背后的世界”，需要极大的勇气。人们隐姓埋名，脱离家庭、工作，真实身份只有最亲密的人知道。这个如同戏剧、小说般拥有虚幻色彩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残酷的打击，随时可能将战士们的亲友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更紧迫、更常见的恐惧来自背叛。哪怕叛徒只渗透到组织的一角，其破坏性也可能像毒药一样蔓延至要害部位，让无数同伴丧生。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为减小损失，抵抗者不得不化整为零，用假身份在咖啡馆会面。为保证安全，许多组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