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沈从文
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近于亲人。早年，郁达夫帮助沈从文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振作了精神，既找到了自己的最爱，又在事业上梅开二度。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这就是他们的友谊，这也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美谈。
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记载了郁达夫与沈从文的第一次交往，那是沈从文不止一次对郁风讲过的。
1923年的冬天，沈从文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的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他常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业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愿意多去。
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尝试着给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在大学教他实在不愿教的会计学；精心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时常受到同行的攻击；生性不甘寂寞，却要忍受一份无爱的婚姻。他彷徨无计，整日嗜烟酗酒甚至自残自虐，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困苦的人，他发出了一声苦笑，带着看个究竟的心理，他决定去看望沈从文。
那一天，下着大雪，正当沈从文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郁达夫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身上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沈从文身上。
沈从文说起这事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他还告诉郁风，当时郁达夫在北大名义好听，有三百块钱的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
1924年初，郁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说的沈从文。对于为何要帮助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郁达夫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
郁达夫当时只与沈从文见过一面，他看到了沈从文生活的艰窘，可对沈在湘西军中见过无数死亡和惊心动魄的场景，并因此磨练出能忍受大苦，能耐得无限艰辛的“韧”的精神，并不了解。恰恰是这些际遇，使沈从文大大有别于其他的一般青年。所以，沈从文竟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走了出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1925年，沈从文因投稿，经郁达夫介绍，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为沈从文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沈从文也是没有忘怀的。1936年，当出版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他在“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郁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避，郁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接到重庆。
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是郁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他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他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知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