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15岁的周秉建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处的牧区插队。
当时，由于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怕得不到批准，执拗的姑娘就一次次地写申请，一趟趟地找学校的负责人，一遍遍地找西城区安置办的同志和内蒙古来北京接收知青的工作人员“泡蘑菇”。几个月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批准。直到此时，周秉建才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
“虽然我接到通知，说在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去西花厅，但我还是在临行前头一天的晚上，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才到伯伯家。”周秉建回忆道：“我去的比较晚，夜凉如水，华灯初上，伯伯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在工作。从小我就知道绝不能打扰伯伯工作，因此，我先去见伯母，在客厅边交谈边等着伯伯‘下班’。”
“当时，伯母知道我要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周秉建说：“她叮嘱我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我们谈得很开心，直到伯父从办公室出来。
“他见到我，特别高兴。特别正式地伸出手来，像接见外宾一样，用力地和我握握手！”提起伯父像大人一样对待她，周秉建一脸幸福地说：“伯父的手臂受过伤，弯的程度不是很自由，但他特别认真、特别高兴地和我握手，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周秉建回忆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听到伯伯不叫我的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伯伯这是在和我谈话，我已经长大了’的感觉。非常开心。”
“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盘青菜，我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心里正在琢磨，伯伯就指着这盘菜高兴地给我介绍说：你尝尝，这是苦瓜，很好吃，是主席的家乡菜。特意为你准备的。”周秉建说：“我吃了一块，确实苦，因为以前既没有吃过，也不知道有这种菜。但是，心里也是明白的。知道这是伯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嘱咐我，要准备随时吃苦，接受锻炼。”
所以，“我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到了草原，一定要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能辜负伯伯的期望。因此，我就逼着自己，又多吃了两块。”周秉建微笑地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