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友娟 制图
明朝并非始终是一个闭塞的王朝。明成祖朱棣曾派郑和率宝船“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但由于倭乱等问题，明朝之后又几度实行海禁。嘉靖年间尤甚，甚至到了闭关锁国的境地，外国人无法轻易入境，中国人也不得西行。 与此相对，同时期的欧洲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各国争先恐后地前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会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次浩大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而作为当时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敢于拥抱新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徐光启在“新世界”的经历与执着，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一张地图 带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光启于嘉靖四十一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不仅为明末重臣，还被誉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为西学东渐、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光启接触西学、认识新世界的契机是一张世界地图。万历二十一年，因会试屡试不第，徐光启受友人介绍前往韶州教书。两年后的某一天，他信步偶至教堂，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短暂的交流，让徐光启对于这些来华的西洋人有了初步认识，但并未产生求而问道的意愿。直到几年后，他见到利玛窦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中展现的全新的地理观念让徐光启大开眼界，也让他产生了与这位“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相结识的想法。 在传教士将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人依然相信“天圆地方”这句古老的格言，既不知道有万有引力，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更别说什么赤道、热带、两极了。而利玛窦绘制的《万国图志》附有自撰图解说明，不仅列出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海中各种岛国等，更详细介绍了五大洲及一些著名的国名、地名、河名等，甚至还引入了对于中国人而言全新的地理观念，即将地球自北而南分为五带。此外，地图中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文物、风土人情的介绍，也弥补了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认识的缺乏与不足。 据统计，利玛窦绘制的各种世界地图，从万历十二年起到万历三十六年短短的24年间，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等处翻刻了12次之多。可以说，他带来的这种全新地理观念，已经被当时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所接受。 对于徐光启而言，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带来了地理学概念上的变革，更迫使其对已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调整。在这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徐光启对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冲破传统文化心理的束缚，放下了当时中国人对外来文明所持有的傲慢，看到了西方文明中值得借鉴之处，并萌发进一步交流的决心。 一张地图，让徐光启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意识到，想要完善自身文化，便不能孤立地存在，要懂得“取彼之长，为我所用”。这奠定了他与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耶稣会士的结交与合作。 外购火炮 军事领域的“中西握手” 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合作涉及方方面面：数学、天文、军事、水利、宗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被认为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象征之一，对中国的整个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说到合作规模最大的，当属徐光启倡导的军事与历法改革。在这两项改革中，徐光启代表的不只是开明学者，而且是明朝政府的官员。彼此的合作也不再是因志趣相投而进行的个人交流，而转为带有全球化色彩的“国家工程”。 众所周知，让外国人参与涉及国家根本的军事、历法事务，这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徐光启及其他一些思想开通的有志官员共同努力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成了现实。虽然，这条迈向国际化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万历四十七年，在明军几次败于后金军之后，奉旨负责练兵的徐光启开始运用从传教士那里习得的西洋火炮知识，在朝中推行军事改革。泰昌二年，辽东战局恶化。当年五月，徐光启再次上疏建议购买西洋大炮，并重申“万全无虞之策，莫过于此”。当年七月，明朝政府正式派遣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门聘请炮师并购买火炮。葡澳当局非常重视此次交易，很快准备了大炮26门以及葡兵百人、葡人头目7人、翻译1名、随从数位。然而，抵京不久，葡萄牙炮师在教演火炮技法时发生炮膛爆炸，导致人员伤亡，引起一批朝臣的反对，最终百名葡兵被全部送返澳门。 崇祯元年，崇祯帝又继续派人前往澳门购买火炮。为了巩固火器在军中的使用，徐光启建议“令西洋铳领、铳人遍历内外城，安置大铳”，并建议多造铳器。于是，崇祯帝命徐光启负责督造西洋火器之任，令澳门葡商留京制造、教演大炮。然而，西洋大炮造法精密讲究，既花时间，又耗公费，朝廷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向澳门购炮。 崇祯三年，徐光启再次派遣传教士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同时招募善用火炮的葡兵。由于西洋火炮的威力有目共睹，朝臣对购买火炮本身没有异议，但对招募葡兵一事多有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更是上疏反对让葡人入京，称不可让其“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之内”。同时，还提醒皇帝以白莲教为鉴，警惕天主教的发展。生性多疑的崇祯帝最终采纳了卢兆龙的建议，原本已经北上的葡兵又一次被送返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