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与体制变革
建立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分析没有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在工业革命前夕工资已经比较高而资本的成本较低了，即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商业与贸易革命。贸易革命对英国和荷兰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大西洋航线的发现与开拓和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继开发，作用尤其明显。欧洲的贸易中心慢慢走出了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海岸。但是这样的分析带来更大的疑问，因为大西洋最早的开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在南美洲的经营与殖民，特别是银矿的开发与出口，西班牙与葡萄牙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带动了所谓的欧洲价格革命和后来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最终从中得利最多的却依然是英国和荷兰。
阿西墨格鲁等经济学家提出，英国和荷兰之所以发展起来，不只是由于外贸的兴起，更同它的内在体制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开放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和荷兰的海外开发则是以公司为动力驱动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荷兰和英国有发达的国会制度，商人参政很早就开始出现，政治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贸易的兴起，两者结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强，他们对规则加以干预和改变的力量也大大加强，而这些规则的改变就带动了17世纪英国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中世纪欧洲的国会跟现在的概念很不一样。那时的国会是代表地方势力，或通俗地说是地方的土豪劣绅。以前召开国会也仅仅是在皇帝需要钱的时候，召集地方精英协商加税。这和欧洲特别是英国中世纪大宪章以来的传统有关，皇帝征用子民财产的权力受到制约，精英们的产权也由渐渐发展起来的普通法界定与保护，地方的自治权力也较高。皇帝加税需要召集国会，国会在一开始就跟税收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税收与代议制的关联”，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口号。国会制度在中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但在有些国家不那么系统，唯独英国和荷兰有一个全国性的框架，而它们的商人组织与影响在大西洋贸易发展之后越为强大。
中世纪的欧洲皇权政府跟中国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处，没有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领地与财产，也可以靠临时性借款、卖官、滥发货币甚至强制征用或掠夺，所以财税制度非常脆弱，没有形成一个现代的纳税体系。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强调保护产权和制约国家权力，但实际问题是在国家综合行政能力很低的时候，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机会也最大，一旦政府有财政问题，向商人掠夺、赖债甚至把债主赶出国门都可能会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践踏了产权。
诺斯与温格斯特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解读为国家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很多革命都带有偶然性。英国光荣革命起源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革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以英国国会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过引进外来的荷兰皇帝，也引进了荷兰的经济制度。光荣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执行了《人权法案》，规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国会，国王要增加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通过。为什么国会这么关心财政？因为国会代表了有产者和商人的利益，他们自己是交税者，就必须知道这些税是派什么用途的，随着国王权力的虚化，英国的政治架构朝着现代君主立宪制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