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前的演讲相比，泰戈尔在这次演讲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的物质主义进行直接的批评，而是非常婉转地予以讽刺，而且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责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他认为丑恶的东西，虽然他那如炬的目光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态度与语气的改变，与他听在耳里的一些不和谐的反对的声音有关：这对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诗人来说，未免让他感到伤心了（同前）。
诗人把“真实”留给了清华
诗圣莅临，清华师生“不独争欲观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因此，经学校协调，并经泰戈尔许可，5月2日、3日两天下午五点至六点，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一天傍晚，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泰戈尔背着栏外的荷花池，同学们则环坐席上。同学们首先询问如何解决西方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泰戈尔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同学们还问了其他问题，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人们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与‘爱’之确凿的界说及其相互的关系”……“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哲人谈话》，《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不知不觉，已是6点半，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同学们恐老诗人太辛苦，遂道谢告别而去。
5月2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3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梁朝威：《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气，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