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之实在对霍氏而言当然是确凿的，但这些文章之所以被以“非凡小人物”为名结集，不只是因为霍氏对汤玛斯·潘恩等的书写（以及盗匪朱利安诺、爵士乐手辛尼·毕薛、贝西伯爵与比莉·哈乐黛），更是因为在工人阶级名字背后无数的、匿名的小人物是不可回避的。《政治鞋匠》一篇谈及的著名鞋匠及其组织化显然是以爱读书、爱谈论政治的鞋匠之异端为基础的，而这一基础背后有着无数匿名的地方激进分子——或许就是一个“政治鞋匠”年少时代隔壁住着的政治老头吧。
工人文化及其缠绕的迷思
霍氏谈论工人阶级之形成与阶级意识的路径显然为我们谈论当下中国大陆新生代农民工——暂且搁置过多的踌躇称这一群体为新工人阶级——颇有启发。随着在中国大陆语境下阶级话语的重新复出（纵使只是在极有限的领域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拥有阶级意识的争论从没间断过。如果说劳工研究领域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具有阶级意识还有些理论意义的话（如是否超越权利意识与经济利益争取），那么在知识分子间对于阶级意识－工人文化的讨论便可以说是以极不恰当的、极不切实的理路不休地进行着的。
在《社会主义与前卫派，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一文中，霍氏首先谈论十九世纪末的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艺术家（如剧作家梅特林克）深深地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工党所吸引。这显然是源于反叛的学说本身对于前卫派这些反叛分子来说有十足的吸引力，然而当这种以艺术家自身感受资本主义的方式演进出其根本的落差时，便呈现为我们通常谈论的现代主义的吊诡——以个体的、没有底气的、无能为力的、批判的面貌面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当十九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呈现为乌托邦氛围时，对这些前卫分子才是有趣的，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初期与中期以及当下的中国所见证的那样。而当第二国际时期的工人运动变得日常化又务实时，显然便不能满足前卫分子的需求，于是也正是前卫派本身的激进文化行动使其与工人运动分道扬镳。
但终究霍氏对于前卫派并没有太多的不满，反倒是十足严厉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只是当一个赛场上的裁判而不是球员，而这也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美学难以为艺术家安插“宣传者”之外的位置吧。纵使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无可取之处，但当下左翼艺术难以浮现除了基于三十年来的阶级恐惧症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落差外，对我来说仍然要追究那些谈论者们。这些谈论者确实只是双手叉腰的、名副其实的谈论者，一方面从不着手行动，另一方面又以左翼文化的代言人自居不断地以不恰当的方式发问——有“工人文化”吗？这些工人文化“左翼”吗？唱这些歌或写这些诗中有阶级意识吗？没有阶级意识的话唱这些歌或写这些诗有意义吗？……这是我能看到的最普遍也最轻易的发问方式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霍氏会对艺术与工艺运动中的威廉·莫瑞斯有颇高的评价，莫瑞斯的建筑诚恳地试图为工人阶级创造每日生活的架构，纵使其市场回到了中产阶级那里（表面上与今日一致）。
纵使在这样的中国，叛逆的知识分子被左翼文化吸引也还算正常不过（虽然仍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尤其是当下新生代打工者的文化与行动越来越不可回避时，被可能来临的远景所召唤的激进分子又多了起来。然而其中工人阶级的“品位”仍然是频繁被提出的问题，当然这又跟三十年来与写实主义艺术的剧大断裂与贱斥相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