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部分谈论者一面嘲讽新生代农民工爱好的网络音乐（或喊麦）之不堪，另一面又挥笔批评工人歌曲没有工人的阶级意识为基础时，他们却从没想过去探究所谓不堪的音乐如何召唤打工者，以及在此之上如何形塑打工者的生活样式。更糟的是，谈论者一面抱怨打工者的行动不够激进，另一面却根本不能进入打工者的精神构造与处境。但面对类似的犬儒的批评，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参考雅克·朗西埃在《无产阶级之夜》中的意旨，工人并非只会热衷于低俗的音乐，也并非只会热衷于想象中的“工人音乐”；他们喜欢实验音乐也并非脱离了所谓工人阶级的地表，只是我们已经丧失了想象一个没有界限的多向度的人的动力及能力。
进入他人的能力
霍氏花了很大的篇幅书写爵士乐——一种工业社会平民的次文化。他指出，爵士乐之所以能作为“人民的摇摆乐”是在于：爵士乐有民间根源，能诉诸民众；能够DIY；可以用来抗议与集体欢庆。当他一方面讽刺法兰克福学派对爵士乐的贱斥，另一方面却以相距不远的方式斥责20世纪60年代后的摇滚乐。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摇滚乐中发现了简化的、粗野的样式的爵士乐并获得快感，并且摇滚乐的商业运行损毁了爵士乐以学徒身份连带的网络。对我而言，上述观点某种程度上是霍氏对于爵士乐的热爱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后爵士乐衰微的疼惜，让他暂时回避了摇滚乐中契合他对“人民的摇摆乐”判断的部分。
在文章收束处我想要谈的并非摇滚乐，而是一种“进入他人的能力”。纵使霍氏难能可贵地书写了关于盗匪、调酒师、爵士乐手的动情故事，却也难得地在摇滚乐与性的面向上被自己主宰了。（在《革命与性》中他站在类似“良家妇女女性主义”的位置支持女性平权，却极严厉地贬抑性；显然他并不认为性是一种与性别不同的压迫性结构。）与摇滚乐或性对于霍氏而言相同的是，在我看来我们谈论当下工人文化的问题不止在于知识分子之位置、理路，亦在于这样的位置与理论让我们丧失了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入他人心情状况的敏锐且脆弱的动力与能力吧。□郭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