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曾有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三部涉及湖南的西人所著中国近代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都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地缘关系，而非湖南本身。自此之后，西方学界对湖南的研究就不太多见。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得意弟子，学术属于西方汉学一脉，肯定对此体会颇深。他感觉同侪“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于是写出这本书，希望对西方汉学界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在中文语境下，这重意义减弱了许多。
作为线索的王夫之思想
在湖南学统中难以构成统一的叙事框架
裴士锋很聪明地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今天湖南无人不知的王夫之。从近代史来看，好几代湖南人都读过王夫之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例如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度、蔡锷、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彭璜一直到毛泽东。《船山遗书》改变了无数人。
作为遗民，王夫之这个名字在鸦片战争前不要说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比，就是与孙奇逢、李二曲相比，也只能算籍籍无名。王夫之有六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可还有更多的书被禁毁。所以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根本没机会刻印流传，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湖南人邓显鹤与邹汉勋取得王氏宗族珍藏多年的王夫之遗稿，刻印出版了《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的大范围流传与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等晚清重臣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既是早年一同编纂《船山遗书》的同学，又是一同举兵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军将领。以曾国藩为例，他甚至在1862年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就在安庆寻找工匠刻版。待到收复南京，他出资在南京刊印了《船山遗书》。正是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此书才广为流传，为大众了解。
曾国藩是湖南人，也熟读了王夫之，但他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就离开湖南，并没有对湖南有太多的直接影响。同样情况也落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同学，阅读王夫之可能比曾国藩还早。郭嵩焘后来主要从事洋务，担任驻英使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郭嵩焘对湖南有着深刻感情，晚年回到湖南时，却因为从事洋务的经历而遭到乡亲的大量羞辱。郭嵩焘热衷传播王夫之思想，却成为了攻击他自身的武器。
所以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出身湖南和学习传播王夫之思想这两件事很清楚，两者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曾国藩与郭嵩焘的事业都并非局限湖南一隅，而是走向各地，走向全世界。他们行为思考的原则里，既包含了王夫之思想，也掺杂了其他要素。反过来看，湖南乡亲们羡慕曾国藩、郭嵩焘镇压太平天国和出任封疆大吏的事功，却不看重他们的思想本身。以至于郭嵩焘出使西洋的消息一出，乡亲们便扬言要聚众捣毁他们家祖宅。
即使是在湖南知识分子里，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曾国藩的幕僚、湖南人王闿运嘲笑郭嵩焘出洋“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裴士锋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王闿运虽然很早就熟读了王夫之的著作，但对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其人其书只是一般。王闿运却是晚清湖南最重要的学者，在成都、长沙各地讲学多年，培养出大量弟子，包括杨度以及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等。这些人对故乡、学统的多元看法，以及自身不同的选择，都使得裴士锋试图将其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的努力显得勉强。
湖南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