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可以自给自足吗？
裴士锋一再表示并不想将湖南作为中国研究中的个案，而是突出湖南的主体性，就湖南论湖南，突出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的独特性。所以作者非常强烈地想要提供一套完整逻辑的叙述框架，不论政治史还是思想史，都可以在这个自足的系统里得到有效阐释。所以作者必然不得不在多个维度进行削删。其一就是前面提及的，忽略湖南人在湖南之外进行的事业。无论曾国藩、郭嵩焘，还是稍晚一点的谭嗣同、宋教仁，他们人生的闪光点都发生在湖南之外，且与外部思想、外埠人士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未能容纳在裴士锋的框架之中。
其二，在王夫之和《船山遗书》的传播过程中，大量非湘籍学者起到极大作用。当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浙江人章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最积极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动家，同时又是教育家，培育了大批弟子。王夫之是章太炎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已有大量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今日重读王夫之，也绕不开章太炎的框架。作者显然知道，却只能选择思想地位次要的湖南籍学者的阐发来立论。而他们即使在湖南本地的影响力，恐怕也未能与章太炎相媲美。
其三，湖南并不完全是湖南人的湖南。查询一下鸦片战争以降担任过湖广总督的名单可以发现，二十余任总督里，除了谭继洵一任以外，找不到其他湖南人。这些总督里有满人有汉人，有江苏、江西、安徽、直隶人，下级官员的来源更复杂，绝不以湖南为限。这些人对湖南的社会、政治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者因为湖南人的框架所限，即便连张之洞这样的人物都只能寥寥数笔加以打发。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是非，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裴士锋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勇敢地挑战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一整套流畅自然的历史故事。故事虽好，可靠度实在不高。
□梁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