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居处亦保身之要也，宜按卫生之理而构造之，且时时游历，以换风气。
十二、保家之术，以生子为第二义。
十三、生子之事，第一交合得时。
十四、生子之事，第二慎胎教。
十五、子既生矣，当养之，一切依保身之理。
十六、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
夏晓虹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评价：“由家有主臣之别生发开去，蔡氏将婚娶条件、家庭责任、婚姻自由、离婚合理、再嫁自由诸义俱囊括其中，堪称奇思妙想。而诸如此类新旧驳杂所造成的光怪陆离，才是近代文章最奇妙之处。非生活于过渡时代之人，不能有此心思笔法。”蔡先生若是在天有知，一定会为今天的北大有一位如此“懂他”的女校友而欣慰吧。然而，蔡元培虽为万人景仰的教育家，《夫妇公约》中竟用“主臣”来喻家庭中的夫妻，并最终以男子为正职，乍看之下，或许会引发部分现代女性的愤愤不平。殊不知，当时将女性做奴做婢者大有人在，蔡先生在公约中将男女置于平等地位看待，强调独立之人格，已经领先时人许多。公约的第二条至第七条，条条均力求男女之平等。《夫妇公约》中还专门列有“保身之术，女子禁缠足”条目，不可谓不关切女性之身心。当然，公约中女子“髻用苏式”，“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等少数条款中隐含的问题，亦被夏女士敏锐地捕获，但她用历史的眼光去关切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求全责备。蔡先生的一生也确实遵守了《夫妇公约》，是个男女平权的力行者。
就在蔡元培撰写《夫妇公约》的那年，秋瑾的婚姻刚步入第五个年头。说起秋瑾，人多以革命志士视之，除了部分学者因探讨其革命动因而追溯过她的家庭生活，少有人深入关切她婚姻生活中的心路历程。夏晓虹女士则带着人文情怀，还原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秋瑾。秋瑾出身官宦家庭，嫁与富家子弟王子芳，婚后有儿有女。这样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应当算得美满，那么秋瑾缘何闹起“家庭革命”终致和丈夫决裂呢？读完夏晓虹女士这本书，我们可以对秋瑾的思想转变有一个新的认识。早年的秋瑾，婚姻理想距旧式小说、戏曲中赞美的“才子佳人”型并不遥远。她在学习经史诗词之外，特别爱读《芝龛记》（是清朝董榕撰写的传奇戏曲，主要叙述明代女将军秦良玉、沈云英战功的故事——编者按），对秦良玉、沈云英备极推崇。这两位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明代女子的事迹，在文人的生花妙笔下，更是引人热血沸腾，激发了秋瑾“做乾坤中一奇女子，于天地间留大名声”的斗志。在随丈夫进京时期，秋瑾的豪情壮志得到新书新报新生活的持续加温。而丈夫却是一位懦弱没有远大抱负的人。秋瑾有诗感慨：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
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1904年，年近30岁的秋瑾毅然告别自己的丈夫和幼子，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她结交仁人志士，参与革命活动。东渡日本后，因与革命派人士相接，秋瑾的思想日趋激进；加之因在外留学，费用紧张，与王子芳的经济冲突更加加剧。秋瑾对王的感情由不满急转为痛恨，两人走在渐行渐远的道路上。按照夏女士所总结：“丈夫仍是碌碌无为的小京官，妻子却已成为胸怀革命大志的新派留学生。原有的情不投，再加上道不合，分手势在必行。”对于秋瑾而言，“在新生活和旧婚姻的对比中，她认定后者是前者的障碍，破除不合理的家庭关系于是被视为革命应有之义。而且，因疏离家庭而归心革命，又在投入革命中，不断加强对旧家庭的反感”。夏女士将秋瑾的新生活和旧婚姻之间的矛盾再现于读者的面前，从秋瑾的言行中清晰地反映出时代思潮的演进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