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混合。
新史学的实践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顺便做个广告，在我主编的即将刊行的“历史与记忆丛书”中，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一本是我们的博士生写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业已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但关于它的研究的国际化尚有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