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通的人物诗多少都带“歌咏”的情调与感伤意味，拉金的人物诗却是冷静疏离的。在这些诗里，拉金想要以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的身份，向我们描述一些人生的侧面：
父亲们外套下系着粗粗的皮带，
额上满布皱纹；母亲们响亮又臃肿；
某个舅舅嚷着脏话；接着是电烫的头发，
尼龙手套和珠宝仿制品，
柠檬黄，紫红，和橄榄赭
（《降临节婚礼》）
口语式的语气，陈述式的语调，普通的细节是这些诗句最直接的特色。拉金似乎并不想在这些诗中打动任何人，在他的眼中，昔日湖畔诗人笔下那个恬静丰美的英格兰是一个“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他乐于记叙的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常常昭示着某种旅行视角的地方——车站，酒店，酒店里的小酒馆，没有名字的商店——以及旅途中的散漫所见。在拉金的笔下，不管是出于公务或是其他目的的旅行，旅途都是几乎剔除了一切浪漫色彩的：车窗外望出去的是“浮着工业泡沫的运河”，在星期五晚上的皇家车站酒店，“所有的销售员都已返回利兹，留下满满的烟灰缸在会议室”。如果说这些诗里有什么深沉的感情，大约就是一种行旅的孤寂和与环境的粗俗丑陋相对应的淡淡的悲哀。
反抒情性 挣脱浪漫主义传统
翻译家、英诗专家王佐良先生是最早向国内译介拉金诗歌的译者之一。他曾经疑问平淡、低调、嘲讽的拉金诗歌读头何在——“华兹华斯的恬淡何在？雪莱的激情何在？济慈的乐歌何在？整个英国诗的优美的抒情传统又何在？”但他当然知道，拉金的成功正在于他的反抒情性。
有趣的是，拉金其实正是从英国诗的抒情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看菲利普·拉金怎样从一个已然僵化、无力的浪漫主义传统中挣脱出来，是深具启发的，因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正是现代主义发端的最大动力。不过，拉金却没有走向艾略特、庞德式的缠绕、晦涩、抽象的现代主义，而是发明了一种极为个人化的，直接、清晰、极简的现代风格。他曾经明白无误地表达过对于某些现代诗的不满，因为它们是一些“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就无法明白的诗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坏诗歌，“不是旧时那种尝试打动读者但却打不动的诗歌，而是一种甚至不去尝试的诗歌。”（《黄灿然译拉金随笔五篇》）
拉金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于它不拒方言俗语，大白话甚至是脏话，“当我看见一对年轻人，/猜想他在操她”是他开始一首诗的方式。在此，格律的精致规整恰恰为那些时而粗粝的表达提供了支撑，让它们不致滑向无聊与庸俗。
然而，麻烦的是，生活在拉金眼中似乎本就是无聊与庸俗的，那些写人状物的诗奠定了拉金诗歌的基调——低沉、灰败、悲观。或许在现代诗坛上，没有哪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是比拉金的更关乎人生的，而拉金那些最广为传颂的诗，也大多是直接表达人生观的诗。他憎恶工作，写有名句“我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蹲伏在我的生活上？”；他怀疑婚姻与家庭，本人终身未婚，并忠告世人“痛苦代代传递/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趁早跳将出去/可别再养什么孩子”；他陈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不可沟通性，“说这些，对一些人/毫无意义；对另一些人/无话可说”。他的全部作品，至少从表面上看，的确显示出了一种“憎恶人类”的情绪。对自己作品的流行，拉金本人倒是有过相当简单的分析。1979年，拉金在接受英国的《观察家报》采访时说：“我觉得书写不快乐，可能是我流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