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