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诗人在写这些诗歌时是幸福（性福）的。在此之前，确实也有不少论者煞费苦心，要从他“失败的性生活”或性取向中，来寻找怎样解读他诗歌奥秘的钥匙。有好几本批评专著甚至以此立论，相当牵强附会地考证、发挥。法莱丽后来因而不得不说，“汤姆[在这方面]是可以的。”在这层意义上，上面所引的“情诗”也可以说是证据，对艾略特的批评研究不无帮助。
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这部新版诗集中，可以看到《荒原》从最初手稿到最终定稿的具体演变过程。美国一家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过法莱丽编注的《荒原》初稿版本，The Waste Land: Facsimile and Manuscripts of the Original Drafts（这里应该提一下，诗人在1965年去世后，法莱丽即全身心投入他文稿、书信、资料的编辑工作。她在1989年编辑出版了第一卷艾略特书信集，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Volume 1, 1898-1922。不过，她所做出最具商业眼光的决定，一般认为是把他的诗集《老负鼠的能干群猫谱》签约授权给音乐剧改编，随即通过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猫》大获成功，她也得以用音乐剧版权收益创立了艾略特文学奖）。在2015年的这部集子中，有关《荒原》创作、版本以及背景材料的收集、探讨都要比先前的版本更为详尽。
艾略特与维芬婚后的生活十分拮据，他写诗、写批评，还得在银行工作来维持生计。著名现代主义诗人艾兹拉·庞德和美国一位艺术资助者约翰·奎因曾私底下筹划给艾略特募一笔款子，使他能专心致志写作，但因故未果。1921年，维芬神经症状加剧，艾略特自己也身心交瘁，只能住进瑞士一家疗养院，在那里写下了《荒原》的大部分初稿。出院后，他把未定稿交给了庞德，让后者提批评建议；同时，出于对奎因的感激，艾略特把手稿赠送给了他。奎因病逝后，这份手稿一度下落不明，到艾略特去世后才意外地重见天日。
从现在所收集到的手稿、片段及各方面的资料看，艾略特原拟为《荒原》这首诗取名《他用不同的声音做警察》。该名字出自狄更斯的小说《我们的共同朋友》，其中一个名叫斯劳毕的人物，因擅长朗读、扮做不同人物而受人们的好评。诗人似乎是要以此来解释诗中种种不同声音集合，试图让看上去不成结构的结构因此得以成立。在初稿与定稿的比较中，诗人这一可能的企图尤为明显。在《荒原》初稿中，一开始就是一大段对波士顿下层社会生活的描写，篇幅长达五十四行：“（你还记得那次跳完舞后 / 戴上大礼帽，服装笔挺，我们和丝帽哈利， / 老汤姆把我们带到后边，取出香槟， / 还有他妻子老简，我们让乔唱歌 / ‘我为我身上的爱尔兰血液自豪， / 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我胡说八道。’）……”庞德以惊人的直觉对诗稿作了修改，把原来的这一段落大刀阔斧地删掉或移后，把下面从“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开始的那部分移到最前面，用一种不同的声音引出了“死者葬仪”，并对另外的章节也做了相当大幅度的编辑、改动。这样一来，《荒原》一诗通过不同的角度展开，同时综合人类学、神话、哲学、仪式、历史与当代的现实生活片断场景，更穿插着文化以及文学作品的互文性运用，呈现出独特的、充满现代主义感性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一概念由著名的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提出，认为现代主义作品用一种虚构的同时性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时序，其支离破碎片段不能按通常的时间排列结构来读，而是要在“空间形式”中形成一个有机的、延续性的整体。《荒原》正是“空间形式”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在这一点上，新版的诗集不仅仅为艾略特研究，也为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同样需要提一下，这部诗集另一大特色是详尽的集注，不仅仅有一般的文本注释，而且还深入到作品创作、发表的背景资料中，甚至包括诗人与其他诗人以及评论者之间的互动。不过，所有这些是要结合着艾略特的诗去细细研究的，在一篇书评中再怎么介绍，也不免挂一漏万。
英国《旗帜晚报》有一篇由David Sexton写的书评，高度评价这部艾略特诗歌集子：“这是一座宝库，不仅仅就诗歌作品来说，就编辑的详尽注释而言，同样如此。”书评前有这样一小段引子：“如果你还未能从头至尾细读一本书，写书评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只是告诉人们说这本书出版了，大致上描绘一番书中的内容： 给人们带去这一信息而已。”确实，仅仅是要把这本新版艾略特诗集一字不漏地读一遍，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恐怕也下不来，更不要说去翻译、研究了。不过，那些坚决不让陈探长退下来的出版社，肯定不会给他放这么长的假。因此，我在这里能做的，也只是向国内的读者传递有关集子出版的信息，夹杂着这些年在国外零零星星读艾略特的感受。这也真是说来惭愧。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