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联经”出版物的读者想必了解，晚近势头强劲的“联经经典”和早年声誉卓著的“现代名著译丛”堪称其西学译介之双璧。在这两个系列近年的出版品中，李明辉教授译注的《道德底形上学》和张旺山教授译注的《韦伯方法论文集》可谓其中之“翘楚”，“可惜”这两部著作我都已经收藏了。眼前，我只为自己增添了“联经经典”中的两种书，一是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史特恩（Lorenz von Stein）的《国家学体系：社会理论》；二是单德兴教授译注的《格理弗游记》，经过中文世界新一轮“古今之争”的“渲染”，斯威夫特（单译为绥夫特）这部大书之“地位”似乎愈发“崇高”了，此时收这部半新不旧（无论原著还是译注本）之书，可谓正其时也。
或许，大部分人参加书展主要是为了买新书，在我，则可谓“兼容并包”，八十年代的“旧书”、世纪初的准旧书而外，也并不排斥“新书”：萧阿勤的《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2012年出版，2015年重印，姑且算是新书吧；这些年大陆也“引进”不少的舒国治的新书，我见到了两种：《台北游艺》和《宜兰一瞥》。前者可作我当下的导游，但其实却是台北历史的导游，因为这主要是本怀旧之作，散漫地聚焦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台北。至于说到宜兰，毕竟我在那里住过两个多月，对它是颇有些“感情”的——前天从台东坐台铁赴台北，路过宜兰，当看到站台上曾经很熟悉的站台名，特别是那个“蘭”字时，我竟然差一点儿就“热泪盈眶”了——其时我大概是想起了当年从头城礁溪坐“绿皮火车”沿东北角海岸到台北的那种难以忘怀的经验，还有在林美山上度过的那些既“热闹”又“寂寞”的时光。
“联经”的展柜在整个书展中打折力度可能是最大的，但这也给我留下了某些“遗憾”：萧高彦教授编纂的昆丁·斯金纳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政治价值的系谱》，是与我曾经的专业兴趣关联最为紧密的，不过在我到台北当晚陪小朋友去逛诚品敦南店时就已经“斩获”此书；蔡英文教授的新著《从王权、专制到民主》敦南店的书架上赫然在列，这里却了无影踪，难道如此厚实的学术著作也被卖空了？杨儒宾教授的最新作品《孔门内的庄子》在手里拿捏半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还“临时”为此举找了一个“理由”：上次听了李明辉教授在敝校一场报告后“慕名”淘来的《1949礼赞》，至今却也并未读竟；还有我念过其翻译谈的思果先生翻译的《大卫·考勃菲尔》，精装两巨册，如果算上折扣，简直比简体字馆里的那些书还要便宜不少，可是其“分量”实在是太重了，而且文学名著，我一向是只收不看的！
告别了“联经”展台，旁边就是香港馆，看上去布置得倒是不俗，但是花绿丛中似乎也并没有太厚重的货色，于是很快就出来，找到了应该是更有成色的中文大学出版社专柜。还记得那年在重庆南路现已搬迁的台湾商务印书馆“饱览”它所代理的中大出版品，而现在中大出版社无疑已经“攀升”到华文出版业界“风向标”的层次。匆匆地转了一圈，很快选定了三本书，一是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这是原书出版半个世纪后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二是一本闲旧书，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论中国诗》，原系中大1981年度钱宾四讲座，1986年初版，我得到的是1997年二次印刷本。三是刘述先教授的《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同样是新亚的钱穆讲座系列；我听闻述先教授大名甚早，但对其论著确立真正的印象却始于“中华学术丛书”中的《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几年前在一次本校图书馆的台版书展，我很运气地得到了他的大著《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95年增订三版精装本，呵呵，这书现在台北恐怕也是并不容易找到了吧！犹记牟宗三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省察》谈到汉宋知识分子的规模和格局时，曾经回忆到抗战期间他流徙在成都，一次听到姚从吾先生分别用“体史用经”、“体文用轻”和“体文用经”来形容司马光、苏氏父子和王安石，并深赏其说。我也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品鉴似乎同样适合包括述先教授所自陈的第三代在内的新儒家人物，但我们就不在这里搞“对号入座”了，以免留下“掌故”和“口实”。只谈一个细节：寒假在诸暨老家闲坐无事，取出随身带着的述先教授的得意小作《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来念，颇有兴味之余，还注意到全书最后引用牟先生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化用任公先生《自励诗》末联第一句“世界有穷愿无尽”为“世界有穷愿无穷”，想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威的表述。我高兴的是，它似乎印证了我当年对任公此联的感受；但我也略感汗颜，因为当时没有细检牟著，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牟先生的“点化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