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专柜还有个难得的阅读经验，在此前没有见过的《史家高华》一书中，我看到有钱永祥先生的《家国心事与新价值》一文，虽然距离当晚闭展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但我却并没有急着去赶下一家，而是杵在那里站读了钱老这篇“宝刀未老”的精粹文字，而三复斯文，在一种理智和情感的交错冲撞中，永祥先生那种不能“安然接受”已有“选项”的坚韧，那种“盼望失败者和胜利者携手继续前进的心情”，特别是那种对“铺陈、经营”所“祈盼”之“新价值”的“道德资源”之“匮乏”的深重忧患，都在在地攫住和笼罩住了我的内心世界。而此时环视和回望整个展馆，只听音乐响起，宣告大幕即将落下，正是在这种有些萧索而凝重的意绪中，我步出了此生第一次遭遇的台北书展。
回到旅店已经是深夜了，我所住的这家老旧旅店离台北车站近在咫尺，店名是皖省的旧省会，也是“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这些“五四新价值”之最有声色的倡导者陈仲甫先生的故乡。虽然第二天一早还要赶路，我此时却是睡意全无，于是重新振衣桌前，翻出前天晚上从诚品得到的《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韦伯西方发展史之分析》，这是英年早逝的台大林端教授所翻译的其尊师施路赫特教授的大著，翻到其“译者跋”，这几乎可以说是林教授的“绝笔”，也是其心路历程的一次大剖白：“西方几百年的巨大的社会变迁，用韦伯的话来说，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在几百年的长期过程里面逐步完成，台湾却压缩在四五十年内完成，而这种情形在今天中国大陆，更被压缩在三十年之内要加以完成。”在这样的问题框架和历史疑难中，林端认韦伯为“暗夜里的明灯”，把自己的导师施路赫特称作“通往韦伯的捷径”，而自谓“海德堡古道边的翻译者”——用书后所附林端之妻吕爱华女士的话来说：“少有人翻译一本书，是为了翻译一种价值理念，甚至想要见证除了西方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也同样优越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林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口气读完这篇“译者跋”，自己有些沉重的心绪似乎也感到需要某种“平复”，于是就站起身来，微微拉开窗帘，白天熙熙攘攘的台北车站此时笼罩在一片昏黄的静谧中，偶尔路过的大小机车的轰鸣声才会把一个几乎“灵魂出窍”的旅人之思绪拉回到具体的时空脉络中。不知怎的，也许只是这家旅店名的暗示，我此刻忽然想起了早年读过的台静农先生1990年去世前那篇回忆抗战期间在江津与仲甫先生交往的名文《酒旗风暖少年狂》——1946年以后，静农先生在离此不远的台大任教四十余年并终老于此，“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的确，在静农先生笔下的仲甫先生，如果说其早年所集“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犹见“诗酒豪情”之少年意气，那么，从“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到“垂老文章气益卑，百艺穷通偕世变”，则适足以见出“此老襟怀，真不可测”的仲甫先生从“磊落倔强”到郁勃苍凉的心境转换，而这份“壮暮之心”也同样最好地被刻画在静农先生的女弟子林文月教授为乃师所塑造的那一幅幅不朽的文字肖像之中。而至于就要告别的台北给予我的印象，且让我还是引用《台北游艺》中的这一席话：“但台北最教我个人满意的，是它的某种很难言传的、有点破落户似的却又南北杂陈中西合璧的民国感那股草草成军、半乡不城又土又不土的人文情质……也觉得这个城市仍旧有些可爱的穷相，虽然早已铺陈了很多鄙陋的富裕假门面又增多了很多的势利鬼，但终究是一块不错的小家小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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