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爷在北方多久我不清楚，只知他对京戏上了瘾，兴致来了会唱几句。数年前参观天津戏剧博物馆，宏大的戏楼不逊于莎士比亚的环球戏院；看说明书知道这建筑群本来是清末广东会馆，香山人唐绍仪等办洋务的人建的。我想阿爷虽地位低微，但有个做铁路站长的姐夫，很可能在此听戏。
阿爷是偷渡到菲律宾去的。美国国会早于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入境，占领菲律宾后照本宣科。他到了马尼拉，便有一队洗衣馆的员工上大轮船把用过的床单桌布装进藤篮，顶在头上搬回码头洗涤，阿爷也就头顶个装脏床单桌布的藤篮子混在其中，躲过移民局官员耳目上岸，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为什么亡命到菲律宾呢？小时听爸爸说，他肯定因为参加革命被通缉，好多年后亲戚告诉我们，阿爷在天津被人控告偷窃，实情如何不详，反正他因而逃到上海表姐家里，这表姐夫家在马尼拉有香烟厂，便决定到马尼拉去。
阿爷到了马尼拉先是在美国海陆军俱乐部工作，后来在大学俱乐部做到头号酒保。有一张他与其他员工同拍的照片，酒保都穿绣有UC（University Club）的制服，看来阿爷个子相当高。他的薪酬应是不错的，我家二战前就有大浴缸和电话。
我还没出生阿爷就去世了，但儿时感到他仍和我们在一起。每逢有他喜欢吃的菜大人便会提起，我也常听阿嬷说梦见“死鬼陈”了。我们顽皮就罚“跪祖先”，跪在供有阿爷照片的祖先台前思过。我至今讲英语对刚逝去的亲友总不忍用过去式，觉得太绝情了，汉语动词没有过去式，也许就因这种情怀吧。
数年前我和白睿文翻译王安忆的《长恨歌》，请郑文君（Alice Cheang）替我们修润英文。她曾在哈佛上过我丈夫艾朗诺的课，虽然在香港长大，但英文在众研究生间出类拔萃；全靠她，我们的译作得获《纽约时报》好评，并赢了翻译奖。郑文君祖籍也是香山，祖上在夏威夷经商致富后到上海置产，一向把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她告诉我她祖父曾到马尼拉开烟厂，这应该就是马尼拉唯一的广东人办的烟厂，叫泰记的，东家就姓郑，所以我祖父到上海投奔的竟是她家！
阿嬷在石岐杨家九个子女中排行第八，四个姐姐都“嫁得好”，唯独她因颈背长了个疸，算破了相，二十五岁仍没人提亲，经在马尼拉开餐馆的姐夫介绍和我阿爷成婚。阿嬷年轻时相当漂亮，听说侧看有点像影星胡蝶，我相信她迟迟未嫁另有个原因：她父亲在粉岭高尔夫球会当酒保，她在香港长大，上过新式学堂，算是见过世面的；加上她非常能干，自视甚高，男人若没有几分威信也不会敢要她，于是高不成低不就。
阿嬷和阿爷是相当匹配的。他庄严，她爽朗；她话多，他寡言。她咄咄逼人时，他便幽她一默。她替他生了三男四女，把家理得有条不紊，每餐做出津津有味的菜，把亲友关系弄得妥妥帖帖。我小时常听大人绘声绘影地讲阿爷怎么作弄阿嬷，收了她一颗麻将放在口袋里带去上班。阿嬷和朋友开桌打麻将时发现少了一颗，猜到是怎么一回事，跑到大学俱乐部，望上去从二楼窗户窥见他，便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指着他气呼呼地喊：“阿陈，马上把麻将扔下来！”
我父亲两岁时，阿爷的哥哥也决定携妻带儿北上天津谋生，阿嬷便抱着我父亲坐船回石岐服侍我曾祖母四年之久。三十年代中国局势不稳，阿嬷安排阿爷哥哥老大、老二两个儿子认了别人做父亲移民到马尼拉，又把她自己在香港长大的甥女嫁给老大。我这堂伯在马尼拉起初跟阿爷在大学俱乐部做酒保，只读了几年书的他，靠自修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后来替英国侨民管他们的马尼拉俱乐部，广受会友爱戴，被选为荣誉会员，可参与任何英国人海外俱乐部的活动。可是他最津津乐道的，是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同事在香港参加响应罢工，往内地串联到处被商家热情招待的情形。他的弟弟（我堂叔）本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到了马尼拉学会讲西班牙语，在西班牙俱乐部Casino Espaol当主管，招待过访菲的西班牙王子和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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