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日台乡宝山南麓一号和二号大型辽代壁画墓，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荣列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其中，一号墓建于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该墓采用砖雕影作仿木结构建成一穹庐式的墓室，建筑部件均有华丽彩绘装饰，墓门外以门楼与侧墙组成宽敞的庭院；墓室之内又用几块大型石板构筑一座方形石室，两室之间竖立彩柱，仿佛回廊，外室四壁和石室内外绘满壁画，分别描绘契丹仆吏、鞍马出行，以及汉族神话故事等内容。二号墓的年代与形制均与一号墓相近，其石室当中还出现了取材于汉民族故事的《寄锦图》《诵经图》等精美壁画，其艳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笔法，明显具有唐画风貌，反映出周昉画风在辽地的影响。
在燕山以南的辽南京和辽西京地区，亦即当时的“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一带，壁画墓的营造更加普遍。目前发现于河北地区的辽代壁画墓，基本都集中于张家口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1年至1995年间在宣化区下八里发掘的九座辽代汉人壁画墓。九座墓葬中有八座属于同一家族墓葬，墓多为双室，前室呈方形，而后室多为八角形、六角形或圆形，墓门一律作彩绘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前后室四壁之上影作檐枋和斗栱，檐枋上方皆做迭涩内收穹隆顶。九座墓葬中皆绘有精美的壁画，表现出行、备馔、点灯、启门等家居奉侍等场面，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墓当中大都绘以兼有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十二时和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内容的天象图，而且普遍出现了描绘为墓主人碾茶烹茶、准备佛教经卷和散乐演出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皆有佛教信仰，所以他们全都采用了佛教的“荼毗礼”葬式，其骨灰棺箱上还书写着各种陀罗尼经咒；有的墓葬中还出现了装纳墓主人骨灰的真容偶像。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地区的辽墓当中亦有所见。
山西大同为辽代西京所在，是辽代壁画墓的又一集中区域。该区较值一提的发现，主要有十里铺村辽墓、新添堡村辽墓、卧虎湾辽墓、马家堡辽墓，以及新近发现的西环路辽墓等。其壁画题材十分多样，既有反映契丹趣味的车马仪仗，也有充满汉族色彩的家居图、宴乐图和天象图等；其中，新添堡村东北的二十九号墓，壁画当中还见有双头人、伏卧人、仰身坐人、捧盘立人等中晚唐时流行于中原的神煞内容。
当然，以上只不过是对辽代壁画墓发现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远远无法概括实际发掘材料的丰富内涵。
可以说，辽代壁画墓中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研究辽代美术的绝好材料，更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绝好材料。所以，如何有效地发挥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无疑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从上述墓葬的分布情况看，上京和中京一带的壁画墓，基本上都是契丹贵族的墓葬，而在南京和西京地区发现的，基本上全都是辽代汉人的墓葬。这一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辽代南北分治的情形，而且为我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辽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切入点。
例如说，以宣化辽墓为代表的汉人壁画墓，就向我们展现出辽代汉人社会生活和观念信仰的许多方面：《备茶图》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饮茶文化的广泛流行，成为饮食文化中的一种时尚，尽管辽地并不产茶，但壁画中描绘的茶具与烹茶程序，皆体现出唐宋茶法在南北各地的影响；《散乐图》的出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辽史·乐志》有关记载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乐礼文化如何成为普通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家居奉侍题材以及砖雕桌椅和华丽的墓葬建筑装饰，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其中也包含着时人对彼岸世界理想生活的理解；童嬉场景寄托着血脉延续、子嗣兴旺、家门隆昌的企盼；三教会棋的画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宗教历史背景，同时也表达了时人对心目中的天堂、仙境的向往。另外，火葬葬式的普遍使用和备经画面乃至真容偶像的出现，揭示了佛教思想观念对辽代民众的深刻影响；而且随着密教陀罗尼信仰的流行，于墓上建陀罗尼经幢的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世俗墓葬的坟塔化，使墓葬建筑平面呈现出与墓上经幢相应的八角形或六角形，看上去宛如一座座佛塔之地宫；书有陀罗尼经咒的棺箱，也将保护墓主的灵魂免受地狱中的恶魔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