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巴黎，见了一些中国的建筑学家，他们也谈起莫言，说莫言的作品写的是农村，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我听了以后想，你们建筑学家对农村不感兴趣，但是你总得吃，（没有农村）吃什么，喝什么？读莫言的作品你能感受到跟大地之间的联系，感到对为我们提供食粮的那些农村人的感恩，文学作品是艺术形态的进步，让我们感受到人与大地之间的呼应。”
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是克莱齐奥《诉讼笔录》的译者，当天的对谈中他为克莱齐奥司翻译之职，下台后他向早报记者谈起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同与异。
“克莱齐奥与莫言两人在文学创作上有个共同点，就是通过文字表达对人存在状态的关注。莫言是书写农民的抗争，在历史变革的激荡中他们的生存状态。克莱齐奥也是写人，写人一生中的身份、状态与目的。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关注社会上比较弱势、边缘，或者说不被看好、缺乏力量，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群人。”至于不同之处许钧称还是视角，莫言关注的是更广大的人群历史，这是大，而克莱齐奥则是关注更微小的个体，描述他们的个体历史，这是放大，“莫言把人物放到时代里去，通过人物看时代历史，这是带有时代的揭示性质的，比方说《生死疲劳》《救国》《檀香刑》，通过写人说的还是历史……而克莱齐奥则是在聚焦小人物，他们在特殊时期的追求跟历险，在他看来文学是非常神圣的诉求。”
克莱齐奥：写作是做梦，难道做梦还为别人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光环是惊人的，主持人浙江大学人文部主任徐岱笑称到场的读者们更多是冲着两位作家身上“明星”作家身份，而不是“优秀”作家身份，“明星”的状态是否会限制作家创作？
莫言笑称青年需要偶像。他透露小时候崇拜过高密县茂腔剧团的一个女演员，但关键是她的艺术性，作为一个茂腔艺术家她唱得好，扮相也好。莫言转而说自己，认为作家成为明星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认为一个作家没有必要成为明星，而且大作家说过同样的话‘你知道这个鸡蛋好吃何必要见到母鸡？’诺奖能让一个作家一段时间内处在焦点上，但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牢固与否，还是要依靠作品内在的质量。你得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奖，我买你的书看，发现写的还不如自己写的好，崇拜感立刻就会化解掉。”
说到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两位诺奖得主如今已成为许多高校学生的论文研究对象。对此莫言表示，如果有人来请教关于自己创作的问题，他就直接让对方立刻换题，“我没什么值得研究的，有很多事情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象过，他们来问我，我发现问题好深奥，我如果不承认（没想象过）显得很浅薄，如果说实话大家有会很失望……写作时，有时候是感觉到这个地方有戏，这一波人物关系之间很微妙，能够体现出人类之间复杂关系的某一个侧面，然后就这样写了。”他认为任何一个作家实际上都被放大解读了，“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把他小说或者诗歌的意义想得特别明白，如果想得特别清楚明白，表达非常准确，不会产生任何的歧义，那这部小说是不成功的，好的小说弹性空间特别大。我不建议别人做关于我的论文，但开始做了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这基本跟我没关系，不同时代读者感受不同，解读上作家没必要较真。”
克莱齐奥态度与莫言很像，“对我来说写作是个人经营，写作时不考虑读者。很多硕士博士做论文研究我和我的作品，我读到时会奇怪，觉得不是我。写作是做梦，难道人做梦还为别人做？写作对我而言是种需要。”在他看来写作的关键是不能失去自我，要拉开距离，“我写作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种‘双重人’的存在，一个就是纯写作的人，用他的笔墨或者计算机去书写，但写作的时候我又感觉自己是一个女人，去寻找某一种艳遇，就像一个老人怕自己死去，就像一个孩子在寻找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