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一个任务是由吴宓女儿吴学昭协助下完成的，就是《听杨绛谈往事》。
“这是由杨先生看过并认可的唯一一本传记。杨先生基本上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作品）。很多人都把它当成软文，但实际上杨先生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包括跟费孝通的绯闻，她得借别人之口来说清楚。所以她在给别人签名送书时，也把这本算成是自己的。”
杨绛和钱锺书都不相信个人写传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要通过别人来写，就像钱锺书的传记是由杨绛来写。但是无论是杨绛写钱锺书，还是吴学昭来写杨绛，都因为传主和作者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完全消解读者对客观和公正的疑虑。
“吴学昭和杨绛的关系太近，又不像杨绛写钱锺书那么冷静，所以一个是有些地方失去了客观和公正，有点过于褒扬，另一个是虽然近似口述史的做法，但吴学昭一会把自己当成杨绛，一会又是自己，弄乱了。”不过考虑到当时吴学昭也已经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于慈江觉得，这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绛，一位学术大家
一般认为，杨绛在翻译和散文上的成绩最为突出。就散文来说，虽然《我们仨》评价甚高，写得很感人，但于慈江不认为它能代表杨绛散文的最高成就，他觉得杨绛那些怀人忆旧的文章，像《记钱锺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这一类的文章才是最能反映她在散文上的造诣。
翻译上，常常说她是做到了信达雅，不过于慈江认为，信的问题可能值得商榷，因为作为拓荒者，她在翻译时，做了些降低难度的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法文翻译是最好的。”
杨绛平生有两大遗憾，一个是没能读上清华的本科（没在她那儿招），一个是没有写出最成功的长篇小说来。所以于慈江用“走在小说边上”这个题目，一方面是说杨绛一直在和小说纠缠，另外杨绛自己也觉得始终没有深入到小说的堂奥，只是在边上徘徊。
在杨绛有限的小说创作里，于慈江提醒应该注意《“大笑话”》。“当我读了她所有的小说后，最好的我认为不是《洗澡》，而是《‘大笑话’》。我以为这是我的发现，后来发现杨先生自己说，‘锺书认为，这篇小说是我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好的。’”
翻译家、散文家、小说家，钱锺书夫人，这些身份之外，作为学者的杨绛却被忽视或遮蔽了。
“杨先生被大家看重的是她的散文和翻译。但是杨先生成就最大的，除了她的怀人忆旧散文外，是她的学术成就。她写的5万字的长篇论文《菲尔丁小说理论和实践》，写得非常好。给她八妹杨必译作《名利场》做的序，学术价值也很高。”
于慈江认为，虽然杨绛是学院派，对西方的学术理论谙熟，但是却不愿意用那些条条框框，没有任何八股文的气息，而是非常简洁、平易。
“她的学术评论几乎每一篇都发在《文学评论》上，也就是说每一篇质量都高到只能发在这种刊物上。虽然可能也有他们夫妇跟社科院关系很好的因素，但真的是每一篇都有每一篇的质量。”在于慈江看来，杨绛是学术上的大家，但学界和社会对这个方面注意的还不多。
恬退不争与宁弯不折
于慈江1987年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被分配到杨绛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那一年，杨绛正式退休。虽然在电梯里、走廊里见过无数次，但于慈江并没有和杨绛有过太多交往。2014年，于慈江携刚刚出版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来到杨绛家，在门口通过保姆在电话里和杨绛对话，互赠签名书也是通过保姆传递。
